二、直接电影
作为一个电影流派，“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几乎刷新了纪录电影的美学规范。罗伯特·德鲁、理查德·利科克、弗雷德里克·怀斯曼及梅索斯兄弟等，他们的电影实践更使得“直接电影”成为一种具有强大穿透力的电影方法和电影理念，至今仍在影响这一领域的后来者们。“直接电影”之所以能够产生，摄制媒介即便于携带的现场拍摄、录音设备的革新是个基本技术前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起来的16毫米摄影机以其小型、轻便、易于拆卸等特点而为人瞩目。摄影师可以通过肩扛方式灵活、机动地赶赴第一现场进行拍摄，虽然画质由于摇晃有所劣化，却使纪录电影极大地摆脱了庞大、嘈杂机器的羁绊。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磁带录音机尤其是电晶体录音机相继问世，不但同步录音成为可能，而且录音设备的重量大大减轻。也就是在这种技术前提下，直接电影的其他各项美学主张才成为可能。
实际上，直接电影的干将们也正是在对先进摄录设备的使用和改进中成长起来的。1958年，由罗伯特·德鲁组织的电影制作小组，就说服纽约《时代》周刊公司负担实验经费，开始改良设备，尝试对不可控制的事件采取方便灵活的同期录音、现场拍摄，从此名声大振。德鲁和他的追随者们先后制作了19部“直接电影”风格的影片，其中，《党内初选》（1960年）、《危机：在总统承诺的背后》（1962年）、《电椅》（1962年）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由罗伯特·德鲁、理查德·利科克、艾伯特·梅索斯和大卫·梅索斯兄弟、潘尼贝克五人制作的《党内初选》，将镜头对准了当时竞选总统的约翰·肯尼迪和休伯特·汉弗莱两个参议员，通过分别拍摄他们演说、接见、聚会以及一些闲散的生活场景，展现各自的竞选步骤、策略。该片采取一种相对中立、客观的语气进行解说，并不偏袒两个竞选者中的任何一位。利科克、潘尼贝克从德鲁小组脱离出来后，又制作了《别往后看》（1966年）、《蒙特利尔音乐节》（1968年）等片子。《别往后看》的片头设计得煞费苦心：伴随着画外歌声，一个小孩不断向观众展示他手中的纸片，上面写着每一句歌词。影片不仅记录了歌手迪伦台前幕后的种种活动，包括他的一些演出和练习，他与影迷的接触，与朋友的相处等，同时也试图逼近他内心的真实。显然，很多时候迪伦都自觉地在扮演大众偶像角色，只有一些偶然的场合，他才会回到自己的本真状态——但这种状态总是稍纵即逝。影片以一种冷静、自然的姿态记录了歌手迪伦的多重形象。
在“直接电影”的干将中，怀斯曼是唯一不曾参与“德鲁小组”活动的人。他当过律师，脑子冷静，以叙事风格冷静、主题充满思辨和智慧著称。在长达3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怀斯曼一直致力于对美国各种社会机构的观察与剖析，如《提提卡蠢事》（1967年，表现的是精神病院）、《法律与秩序》（1969年，表现的是警察机构）、《医院》（1970年）、《中央公园》（1989年）等，在对这些机构的观察与剖析中，他试图挖掘单个的社会机构对整个社会机构的隐喻意义。“直接电影”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梅索斯兄弟提出来的，他们也是多年来一直完善、丰富“直接电影”观念的人。梅索斯兄弟出生在美国的波士顿，艾伯特曾经在波士顿大学教授心理学，大卫则给一些剧情电影做过制片助理。1955年，通过认识米高扬，艾伯特获准访问苏联的精神医院，从而制作了自己的第一个纪录片：《苏联的精神医学》。通过利科克的介绍，艾伯特曾在“德鲁小组”中参与过《党内初选》等“直接电影”的制作，“对不可控制的事件采取同步拍摄和现场录音，并在呈现画面时不依赖旁白而依赖画面”，这种德鲁式的工作方式使他得到了最初的训练。虽然他是个熟练的摄影师，但由于不会剪辑而有悖德鲁的要求；另外，他也不愿与德鲁小组签订长期工作的合同。艾伯特不久便离开了“德鲁小组”。1962年，他和兄弟大卫创立了“梅索斯兄弟电影制作公司”。
（一）直接电影特点
（1）纪录电影工作者手持摄像机处于紧张状态，等待非常事件的发生；
（2）艺术家不抛头露面；
（3）不介入，是旁观者；
（4）事物的真实可随时收入摄像机。
（二）工作原则
可归纳为“观察者”或者“旁观者”。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拍摄过程中，电影制作者绝不影响影片主体的言语内容以及行为方式。拍摄过程尽量不引人注意。依靠同步录音，允许现实说话。避免画外解说或音乐所提供的阐释。
第二，剪辑过程中避免使用“暴露剪辑”。也就是说，剪辑不能用来体现电影制作者对影片主体的态度，而是要尽可能忠实地再现摄影师拍摄时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如同观众亲自见证了影片叙述的事件一样，也就是“身临其境”的感觉。
（三）发展历程
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罗伯特·德鲁领导的一个电影小组成功地完成了轻型同步录音摄影技术和设备的革新，资助这项技术实验的机构是以出版《时代》新闻周刊和杂志式电影纪录片《时代的步伐》而著名的时代出版公司。德鲁的电影小组称为“德鲁小组”（Drew Team）。德鲁小组利用新的技术设备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初选》（1960年），本片以崭新的技术手段和艺术风格记录了1960年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的民主党候选人（约翰·F·肯尼迪对休伯特·汉弗莱）的总统初选。自1963年起，德鲁小组的成员逐渐分裂，但是各自仍然进行着真实电影的实践。他们的大部分影片难以找到传播渠道，无论商业电视网还是电影院都拒绝这类影片，直到公共电视网的建立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1960年代初期的直接电影风格在弗雷德里克·怀斯曼那里得到继承和发展，他的许多纪录片都是在公共电视网播放的。
（四）直接电影的基本工作方法
总的来说，早期“直接电影”形成的工作方法就是：不干预，不控制，不采访，等等。李考克说：“我们开始拍摄时，采用手持拍摄，不用三脚架，不打灯，不提问，不要求拍摄对象做任何事情。”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说道：“对我来讲唯一的原则就是：不要采访……我只对促使人们做出某项行为的原因感兴趣，而无心与人争论。”德鲁则在工作理念上提出要求：“设备是一回事，怎样使用设备又是一回事。关键是要抓住人类自然发生的情感。”作为一个“直接电影”的长期实践者，艾伯特·梅索斯在他的个人网站上开宗明义：
（1）远离观点；（2）爱你的拍摄对象；（3）纪录事件、场景、过程，避免采访、解说、主持；（4）与天才一起工作；（5）非搬演（unstaged ），不控制（uncontrolled）；（6）在现实和真理之间存在关联，对二者都保持忠诚。同样，在长达三四十年的创作实践中，怀斯曼一直坚持这样一种工作方法：“首先选定一个拍摄主体，一般处在有限的地理环境中，比如一座大的建筑，有时候也处在广阔的地理环境中，例如巴拿马运河，但我的大多数影片都选择了建筑物，而且通常是很高的建筑物；然后我的工作就是在那里待上相当长的时间（一般是4到8周，有时是11周），在这段时间里，我可以看到很多事情在不断地持续和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到那里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我是一边观察一边拍摄；最后，在拍摄了80到100个小时的素材后，我回到剪辑室里进行工作。”
（五）直接电影的解说、扮演与控制
在德鲁小组的众多作品中，《总统初选》是有解说的，而当“直接电影”进入成熟期以后，解说变得不再明显。而在怀斯曼这里，他是完全排斥解说的，并且将拍摄者采访的声音基本上剪掉了。在梅索斯电影中，一般采取的是有限介入，但不控制的方式。李考克就提出：“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制定了一些规则，没有灯光，没有三脚架，没有录音钓竿，不带耳机（它会让你看起来很愚蠢，而且显得很有距离感）。永远不要超过两个人，永远不要安排你的被摄者去做任何事。尤为重要的是，永远不要让他们重复某个动作或某句话，花费很多时间。如果你错过了某些东西，就忘掉它，而相信类似的东西还会再次出现。尽量去了解你的被摄者，即使不是友谊的话，彼此也应该产生尊重。”当然，规则只是规则，它是可以打破的，重要的是具体作品是否需要。扮演也并非绝对不可行，重要的是，你必须让你的当事人能够卷入他们惯常的情境之中。为了避免拙劣的表演，你必须审时度势，在一个恰当的时候让被摄者进入情境。伊文思拍摄《博里那奇》就是个成功的例子，由于警察禁止拍摄矿工游行，伊文思希望有个视觉化的呈现，就私下组织了一次工人游行。有趣的是，当那些肤色黝黑、神情忧郁的矿工拿着马克思的画像走上大街时，围观的矿工及其家属纷纷加入这个队伍，队伍越来越壮大，结果，一次为拍摄而组织的游行变成了一场真正的示威。
况且，“直接电影”的方法从一开始也不是那么纯粹，也是存在扮演的。比如《电椅》（1963），“由于《电椅》是法院最后的上诉判决后才匆忙开拍的，为补拍一些场面，制作者不得不人为地排演了符合影片结局的情景，而这就突破了‘直接电影’的限制”。当然，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应该尽量避免扮演，因为扮演毕竟存在控制现实、改变生活本身的风险。毕竟，“直接电影”之所以能够引起瞩目，就在于它企图破除传统电影的种种积习，重新发现被掩盖的现实。“直接电影”对世界各国的纪录片人影响深远，至今仍旧受到部分中国纪录片人的推崇。当代中国最受关注的纪录片如《铁西区》，就是采取“直接电影”方法拍摄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