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中的隐形对话

要实现对纪录片的“弱”控制，创作者所能采用的最佳方式便是隐去自我的存在，尽管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那么如何才能隐去自我呢？最常见的方式便是使用长焦距镜头，即所谓的“吊拍”。众所周知，长焦距镜头会压缩纵向空间内事物之间的距离，同时会产生小景深的效果。这样的画面与我们平时肉眼观察到的世界的差别是显著的。因此，若想获得具有交流感的画面，再现客观现实世界，就必须接近被拍摄对象，进入他的生活情境中去。这便涉及如何处理创作者的位置问题，这直接决定了被拍摄对象是否愿意接受摄影机介入他的生活，是否愿意真诚地袒露自己的内心。

面对摄影机（创作者）的介入，被拍摄对象不可能再回归独我的状态，而是与创作者形成了某种隐性的对话关系。本质而言，被拍摄对象最终是在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广大观众分享。而在拍摄的过程中，这一交流的关系实际上是在创作者与被拍摄对象之间形成的。被拍摄对象不断展现自己的生活局部，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样也需要在场的创作者的回应，这样才能形成这种隐性的对话关系。对话关系的形成更利于激发被拍摄对象的内心与情感，对纪录片创作是大有益处的。在不影响正常叙事的前提下，创作者的回应同样可以是多种方式的。关于这种反馈，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其对纪录片的真实性会产生什么影响。珍·艾伦认为，纪录片的现实不是给定的现实，而是编织的现实，这也就是记录下其真实性本身的局限性，可见，纪录片创作者大可不必困惑于自我的存在。关于反馈，存在着一个度的问题。面对被拍摄对象的真情流露，创作者没有反馈（将自己视为旁观者）与反应过度（影响了叙事与事件发展）都是不可取的。创作者反馈的“度”在于：一方面能继续上述的这种对话关系，让被拍摄对象放弃敌意、戒备、陌生，逐渐敞开自己的内心；一方面又不会过多地介入自我的成分，将被拍摄对象变为创作者的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