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与政治关系回溯

纪录片与政治的关系，如草蛇灰线始终贯穿着整个纪录片史。纪录片诞生初期，拍摄者的目的性并不明确，第一位拍摄者卢米埃尔从没有企图把他的电影变为一种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艺术，此时的纪录片首先是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引起人们的好奇。但仅仅过了20年，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就认识到纪录片潜在的巨大社会功能，从而使其成为宣传、教育的手段。苏联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及其代表作《关于列宁的三支歌》《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震惊了世界，英国纪录电影运动携其代表作《漂网渔船》《夜邮》《住房问题》等推动了世界纪录片的发展，他们的共同点是：都主张通过电影对现实的反映实现其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前者强调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组合拍摄内容，后者强调电影人以宣传家的身份利用电影为改造社会服务。从这一时期开始，纪录片工作者就参与到世界政治中来，留下了种种荣辱毁誉。此后20多年里，“格里尔逊”学派继续影响世界纪录片创作。苏联的宣传家们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纪录片是“形象化的政论”，它通过教化与指导直接服务于政治，这对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纪录片创作有极大的影响。纪录片介入社会政治发挥巨大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高潮。德国的《意志的胜利》《进攻波兰》在宣传法西斯及其战争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此同时，盟国也将纪录电影作为军用喇叭，《沙漠大捷》《战斗中的列宁格勒》《我们为何而战》等都是其中的经典之作。纪录片在战争中获得了空前的地位，与政治权力中枢直接相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两大阵营都加强了对纪录片的政治管制。20世纪60年代，几乎同时兴起的欧洲“真实电影”运动、美国“直接电影”运动，都以客观纪录为号召，运动的兴起有多种背景，其中之一就是纪录片人对“如有思想内容，即被排除在外”的政治干预的回避。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作为意识形态前沿阵地的纪录片出现了新的变化，尤其在欧美，纪录片向着非政治化、个人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文化的诠释取代了意识形态的诠释。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在纪录片领域的销声匿迹，实际上，只要纪录片还存在对世界的解释，并对观众的价值观产生影响，那么它就摆脱不了政治性，只是这种政治性变得相当复杂和隐晦。

在中国，纪录片在发展初期延续了苏联形象化政论的模式，电视纪录片作为思想教育节目而存在，以宣传口径决定传播内容。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新纪录片运动，踏上了客观再现的道路，传播内容日趋开放，观念垄断的宣传色彩日益淡化。目前的状态是纪录片仍然涵盖在国家意识形态下，但具有更为宽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与中国政治意识宏观控制下多元文化格局并存的局面相适应。对纪录片与政治相互作用的历程作了简单的勾勒后，我们对二者关系的讨论就有了一个相对明晰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