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对纪录片的影响

政治的作用机制主要是三种：奖赏、惩罚以及影响。第三种机制具体说来就是“通过控制和操纵信息、态度和情绪等而间接地发挥作用。流向公众的信息就是对其观点和行为产生影响的潜在力量”。这种影响力是一种间接的权力，它要求大众传播的信息、态度、情绪服务于特定利益。纪录片以影像纪实为本质特性，它以人类及社会的事实为基础，对现代社会、人类生活进行解剖和再构成，同时它又借助当代最先进的影视媒介传播，源于纪实的力量和大众传播的威力，使它的价值取向较其他艺术更富于影响力，因此，各种政治集团都竭力使纪录片为其所用，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或者对不利于己的作品进行控制。正如那个令人痛惜的天才女导演里芬斯塔尔所说，纪录电影已为人们所熟悉，它既有政府委托制作的，也有政党为自己的目的而加以利用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支持格里尔逊，罗斯福出资让劳伦斯为其新政做宣传，希特勒令里芬斯塔尔为法西斯战争鸣锣开道，这些都是为人熟知的典型例子，这些大师以其作品记录并宣传政府的决策，通过制造舆论，达到影响社会的目的。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更是利用纪录片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政治宣传。

欧美政府对纪录片的控制在冷战时期达到高潮，两大阵营都加强了对于大众传播工具的管理，对于纪录片则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实行了彻底的统治。1959年以后，美国的纪录片权威们，绝大部分都集中起来被电视网的新闻部门所掌握，其他制片人的作品，如有思想内容，即被排除在外。因为经常受到最高首脑的监视，纪录片成了千篇一律的毫无个性的东西。至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待纪录片的政治功能方面并不像欧美国家一样羞羞答答地掩饰，而是旗帜鲜明地主张大众传播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因此，纪录片本身就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一部分。政治的利用和制约必定会对纪录片的发展产生或显或隐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最为重要的是以下两方面：

（一）从正面来说，客观上促进了纪录片的发展

其一，纪录片作为影视传播的一部分，需要在制作播出的各个环节有技术、资金和人力的起码保证；其二，纪录片如果想要有一个相对高的视点、相对宽的视野和相对深的剖析，它需要在拍摄中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以及政府档案资料的提供；其三，纪录片艺术依靠大众传播，记录原生态的现实，从本性上就靠近新闻和时事，不同于纯粹的象牙塔艺术，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对其认可与否直接影响到它的存在和价值。为政府服务从客观上解决了这些问题。

格里尔逊创建的电影小组就隶属商品推销局。正是在保守党政府的支持下，该电影小组才能在8年的时间里，就组织拍出了200部纪录片。政府的参与虽然削弱了影片的批判力量，却也使越来越多的英国公民对国家的作用和社会的演进有了最起码的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是纪录片参与世界政治的开始，也是纪录片从经典向现代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纪录片的摄录技术、表现手法趋于成熟，在题材领域亦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从早期的边缘题材开始向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社会前进。我们的中央电视台（简称央视），是中国纪录片每一次转型的策源地，它引领了纪录片的每一次技术和艺术进步，拍出一系列优秀作品。这和它的优越地位是分不开的，央视代表国家意识形态，因而包揽了众多创作题材，拥有雄厚资金保障。从《话说长江》《话说运河》《让历史告诉未来》《望长城》到《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等一系列人物文献片，这些作品大题材大制作，恢宏饱满，震撼人心。有些作品虽难脱载道意识，但在题材驾驭、技术质量上均属上乘。

（二）从负面来说，损害了艺术的独立性

纪录片是艺术，它只有在具备了艺术的独立性后，才可能具有永恒的价值。政治的影响或制约总是将艺术役使为其观念和主张的工具。有的创作人员为了获得机构认可，获得起码的经费支持或为了迎合意识形态框架，而根据政治的要求确定审视对象的角度和把握对象的方式。当这种政治的制约和利用十分严苛的时候，是不会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的。比如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新闻、文艺横加干涉破坏严重，条条框框窒息了思想禁锢了文化。政治影响下的纪录片创作有着明确的功利目的和教诲态度，主题先行造成了纪录片表达信息的单一、反映矛盾的单一、表现层次的单一、创作目的的单一，生活的生动性、复杂性和多义性被简化、僵化、狭隘化了。这样的纪录片不仅缺乏社会认识价值、历史保存价值，也缺乏艺术欣赏价值，这与纪录片文献记录的本体性相违，与纪录片的艺术精神相违。从长期来看，其宣传价值也存疑。政治与创作挂钩也会助长纪录片创作中的功利态度，有些纪录片人转而利用这种政治性投机钻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