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纪录片发展前沿与探索
以美国为代表，美国的纪录片代表了目前世界制作的高水平，工业体系也是比较发达的。从1996年以来，美国纪录片出现一个欣欣向荣的局面，突出的表现是纪录片收复电影院，美国一个作家写的文章，叫作《极致翻新：纪录片变脸》，说从1996年到2002年，国内市场每年平均有15部纪录片在剧院放映，比2003年放映的数量翻了三番，到了50部，占了总放映量的10%；其次再看票房，有9部电影的票房超过100万美元。在2004年，总票房达到了5500万美元，其中不包括《华氏911》，因为它本身是1.19亿美元。纪录片在电影院获得如此的成功，原因何在？我想这是纪录片复兴的一个标志。
纪录片的成功同样体现在电视频道上，如大家熟知的国家地理、Discovery和历史频道，陆续还有新的纪录片频道在开播。也就是说，从电影和电视两个方面，从电影院和电视传播，同时看到了纪录片的一次复兴。最近大家都会津津乐道法国纪录片的《帝企鹅日记》，我想这部电影给我们带来了关于纪录片的新的概念，就是纪录片不是难看的电影，纪录片不是粗糙的电影，纪录片不见得是黑糊糊，晃悠悠，同样可以非常高级，非常精致，非常美。在这种情况下，我想重新检视中国的纪录片，我们与国际接轨的努力和愿望是非常强烈的，但接哪一个轨，这是我们今天需要研讨的。我们一方面向怀斯曼学习，向独立制作人学习，另一方面我们想要在国际市场上卖片，我们走得越远，成功的可能性越小，因为他的片子本身在美国就没有市场。
从历史来看，纪录片的发展呈现出两种特征。应该说从1970年代以前，或者说1970年代末以前，纪录片的发展是阶段性的发展，纪录片的发展总是和社会变革、社会变故伴随在一起，每当出现动荡，比如战争、政治风暴，纪录片就会非常发达，最发达的就是二战和1960年代人权运动。在那个时候，纪录片的商业成功是巨大的，但成功也是偶然的，没有找到纪录片成功的一种规律，如《奥林匹亚》在当时获得的商业成功。纪录片拍摄的主要资金来自于政府和基金会或文化机构，而不是来自商业投资，所以这一时期，纪录片主要依赖于国家集团、文化集团的力量，没有形成持续性的推动力量，这个力量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也就是说，从电影开始逐步在纪录片领域中淡化，电视成为纪录片传播的主要特征，纪录片才找到市场发动机。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ry和历史频道的建立，对于纪录片常规化发展——我称之为持续性发展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它把纪录片从一种阶段性的发展，一种偶然的成功变成了长期的持续的发展，原因就在于纪录片实现了一个核心问题上的变化——商业化。商业化使纪录片从意识形态宣传变成文化工业，这是最核心的动力。
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纪录片担当的主要媒介角色有两种：道义和责任。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政府直接介入的纪录片，或者是英国的纪录片运动，像格里尔遜，他是为英国政府拍摄，为文化机构拍摄，他的片子是担当社会道义和责任的。但是，这种角色在1980年代以后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1990年代产生了质的变化，纪录片走向娱乐化，开始走向市场。像好莱坞一样，要和观众一起娱乐，而不是向观众宣讲真理。
同时中国“开幕式暨主论坛”作为2016广州纪录片节的首轮重磅活动，在往年国家政策发布的基础上，还有全球范围内的纪录片行业领军人物、制播领域的杰出代表在论坛上进行头脑风暴式的亮剑、交流和探讨全球视野下的国际纪录片前景与趋势。今后，“开幕式暨主论坛”将逐步打造成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纪录片的“达沃斯论坛”。
除了“主论坛”，4天的日程里还有全球纪实内容峰会、纪实内容前沿论坛、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前沿发布暨“合作新模式，跨界新思路——中国纪录片发展如何破局”论坛、“数字化平台——革命才刚刚开始”、第四届中国纪录片推动者论坛等40多个论坛和会议等活动。
国际上最为知名的纪录片制播机构如英国BBC、日本NHK、韩国KBS、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和纪录频道等均有重量级人物作为嘉宾参与活动，共同盘点年度产业动向、获奖作品创作经验、联合制作案例特点和合作模式，并展望下一年度纪实产业趋势和内容规划，使行业从业者能够切实掌握产业脉搏。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总监安德里克·凡·纽文泽，欧洲纪录片网络经理塞西莉·波尔文科，以及从事纪录片和剧情片创作近30年的英国著名导演柯文思等国际知名纪录片人都将作为论坛嘉宾上台主讲或者参与讨论，希望推动“中国故事”走向国际舞台。
广州纪录片节是国内首个引进方案预售（Pitch）国际模式的节展，多年来的实践和经营形成自身的固有特色和竞争优势，成功促成120多个国内外纪录片方案获得投融资及播映机会，可以说是通往国际市场的“直通车”。例如，《中国凡·高》在2014广州纪录片节方案预售上拿到丹麦电视台联合制作和加拿大电视台的预购，该片后来入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全景展映单元。
2016年，“方案预售”单元除了往年“最具国际销售潜力方案”评选外，广州纪录片节还创立“中国故事”国际合拍提案大会。凭借广州纪录片节10多年来丰富、优质的国际合作资源，成熟的国际通用的制作人模式和孵化基金模式，实现“中国故事”国际合拍项目的系统化产出，从内容、资本、传播等三个角度，推动“中国故事”纪实影像国际作品的全面繁荣。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中国（国际）纪录片节组委会秘书长陈晓建介绍，2016年，将有27个“中国故事”提案亮相广州纪录片节提案大会，全球20家最权威的节展和机构将现身说法，以项目签约和项目年报等方式将“中国故事”向全世界传播。
从2014年起，广州纪录片节精心打造“金红棉纪录片影像馆”公益展映品牌，3年来，共有来自德国、法国、美国、新西兰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部优秀纪录片参与北京、上海、广州等9大城市的展播，共计展播了700多场，观影人数约50万人次。2016年，广州纪录片节联合更多的影院院线和文化场馆展映国内外优秀纪录片，打造城市文化盛会，让所有纪录片爱好者能够参与到广州纪录片节。
2016年11月28日开幕的“金红棉”影展，为期半个多月，于12月18日落幕，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国际性最强的纪录片影展。2016年将在5家影院、5个艺文空间和多所高校展映150多场。
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组委会常务办公室副秘书长张鹂介绍，2016年展映的60多部纪录片有国际著名的电影节展的获奖或参展作品，如《贩毒之地》《最后的自由时光》、荣获2016年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的《毕业》、获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提名的《贩毒之地》、2016 HOTDOCS加拿大纪录片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上帝知道我在哪儿》等；还有国内爆款纪录片如《人间世》系列（《救命》和《爱》）。
同时，2016年的展映还兼顾了本土性，以促进本土优秀的纪录片走进大银幕，如马志丹导演的《恒大足球九（七）班》。展映的地点有多重选择，既有金逸空中影城等电影院，也有广州图书馆、289影像馆等艺文空间。
“金红棉”影展院线展映部分，根据纪录片的主题和内容，分为开闭幕影片和尘世温歌单元、少年黄昏单元、人性之光单元、社会群像单元４个单元。进入广州金逸珠江院线旗下的金逸空中影城、金逸海珠城IMAX店、金逸太阳城IMAX店、中华广场电影城、岗顶天河电影城5家影城放映，覆盖了广州市的中心城区。开幕影片为2016年爆红的《我在故宫修文物》电影版，于11月28日在中山纪念堂全国首映。
在艺文空间展映部分，将更突出嘉宾导赏、主创交流等多形式的观影，让更多市民近距离接触和感受纪录片文化，提高大众对纪录片的观影兴趣。如两届金马奖得主、著名纪录片导演周浩将与年轻新锐导演《造梦者》导演罗翀对谈，还有2016年度网络人气口碑之作《人间世》导演秦博等主创见面会、香港导演张经纬《少年滋味》见面会，《我们唱着的歌》《最后的探戈》《历尽苦楚》《地层深处》等多部国内外导演主创交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