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的主题校正
在世界纪录片发展史上，关于主题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认为，纪录片的任务就是记录现实，有无主题无关紧要，只要是对现实生活真实的记录，就有它的历史价值，而历史价值正是纪录片的根本所在。另一种则认为，纪录片不应只是对客观现实的记录，应该是对现实素材进行创造性加工，因此，一部纪录片必定是有主题的。
纪录片创作离不开主题。当一个事件发生时，往往涉及不同的人物，包含不同的人物关系、人事关系，从而构成许多方面的不同主题。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所选择地去拍。而这种选择的依据，就是对于主题的把握和判断。只有确立了主题，纪录片的拍摄才不至于偏离记录的方向，创作者在事件进行过程中的选择，才不会显得无从下手，搞不清楚该拍什么不该拍什么。
由于拍摄思想是变化的而不是僵化的，因此，主题校正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题材确定后的拍摄中的思考，其目的之一，就是对创作中的纪录片主题进行校正，最终使主题得以明确树立，创作获得价值意义。主题校正中的思考，既要面向生活，也要面向受众；既要考虑深刻度，也要考虑接受度。这其中，主题与时代背景、主题与生活真实，是我们需要格外看重的两个问题。
（一）主题要与时代挂钩
无论什么样的纪录片，都会体现创作者所要阐述的一定意义。所谓意义，就是既要好看又要深刻，而深刻的东西应该关注我们的历史，关注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深刻的东西正是主题的内涵之所在，正是时代的主流追求。
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早年喜欢拍充满美感的雨，充满诗意的桥，他能把雨点的细腻的降落、桥面的阴影的移动节奏，拍得让人心动，但他后来却没有继续沿着这种唯美的创作道路走下去。1933年，在比利时的一个名叫博里纳奇的煤矿，在地表以下三百多米的矿井里，伊文思被矿工们的苦难所震撼，于是，他的纪录片风格转向直面社会底层人生。他说：“拍这部影片之前，我从事美学研究，后来我领悟到这是一条死胡同。知识分子应该面对生活。”伊文思相信，电影工作者的职责便是要去直接参与世界最根本的问题。在这部《博里纳奇》纪录片中，矿工的苦难、被驱逐、示威游行以及和警察的冲突等场面，正是伊文思“面对生活”的选择。伊文思从此以后的纪录影片，除了《力量与土地》这一部反映美国的电力为美国农民带来富裕的影片，被认为“题材十足中产阶级”之外，他选择的题材不是西班牙内战，就是许多处于政治动乱和发生革命的国家：中国、俄国、印尼、古巴以及越南等。伊文思的纪录片不仅回归了纪录片的“文献、档案”本义，而且探索出纪录片拍什么的选择原则——直接参与世界的最根本的主题问题。
纪录片创作故事化，是很多纪录片创作者的创作倾向。这样，是否只注重故事倾向，片面强调可看性、戏剧性，从而放弃对历史理性和现实根本问题的关注，就成为主题校正时必须兼顾的问题。一些纪录片致力于一种故事背后的历史理性和现实的根本问题，其拍摄题材往往集中在一种主题选择下，即“变化社会中的人生和人心”。比如，农村姑娘到城里当保姆后的变化，如《远在北京的家》；进过城的小伙回乡后不安于一辈子捞沙的变化，如《茅岩河船夫》；老汉的古老的狩猎仪式在逐渐消失后的变化，如《最后的山神》，等等，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记录处于变革时代所发生的事情的纪录片，应该有一个大背景。纪录片创作离开了大背景，其内涵的厚重感和分量感就大打折扣，那样，只会给人浅薄和脱离主体的感觉。主题校正必须严肃地面对这个问题。
（二）主题要与生活真实相合
纪录片被誉为人类的“生存之镜”。在对客观生活的反映上，纪录片动态影像和声画并茂的优势，使真实成为纪录片经典定义中不可或缺的词汇。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前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其形式大都是画面加解说。这一时期的电视纪录片，画面是零碎的，解说是文学式的。虽然带有纪实特点，但主题的主观色彩往往稀释了纪实的客观印记，灌输和强加往往使人们对纪录片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有的纪录片流连于文人趣味、唯美主义和搜怪猎奇的圈子当中，对现实生存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充耳不闻，对虚构的沉迷大于对现实的信赖。实际上，现实要比虚构富有得多、神奇得多，人们对现实中的真实生活缺少的往往是主题的思考、发现与挖掘。纪录片主题既离不开客观生活事实这个基础，也离不开拍摄者对相应生活事实的理解与思考。人类需要自我审视，需要更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处境、命运。对现实生活深度考问，是为什么要拍纪录片的根本理由。
围绕生活，创作者要思考如何在纪录片的不断发展中，运用更加独特的视角和手法，告诉观众所要讲述的故事原委和人物命运，在主题层面上，给观众留出一些咀嚼的空间。《难圆绿色梦》中，老场长徐治民苦心经营30多年的6000多亩防风固沙林带被毁，创作者使用了一系列充满情感的细节，让老人在听到这不幸的消息后，感情上产生强烈的震撼。片中老人颤抖的手、蹒跚的脚步、流泪的双眼和喃喃的斥责，几组镜头交替出现，表现了老人对毁林事件的痛心疾首。这种运用相对真实的客观记录方式，引导观众去关注某一现象、心态和变化，把是与非和对与错交给观众去判断，足以让人感受到创作者在片子中所要阐述的主题——一种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人文精神。《升旗·生命》选择一个身患癌症的升旗手陶维革，表达一代青年对岗位的热爱和对祖国的真挚感情。片子从头至尾并不是用口号和语言来深化主题，而是通过几个真实的细节和人物质朴的形象，体现了主人公平静、平实的心迹。从而让观众在收视、接受过程中沉静下来予以关注，逐步产生自己的观点和结论，深刻地感受到国旗意识、爱国主义精神之于人民的重要性。
把握主题是以现实为第一位的，发掘现实的人和事当中所包含的最有价值的主题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生活空间》（《百姓故事》的前身）的编导们的做法是，面对感兴趣的人或事，一时把握不准主题时，就盯住跟拍，即使拍出来的一些素材编辑时用不上，也决不让有价值的东西从眼前溜掉。
纪录片在制作上需要选择题材、选择人物、选择拍摄内容、选择拍摄角度和拍摄手法，需要确定内容的社会意义，确定作品为受众带来的认知价值等，这些选择和确定无不与主题有关，无不隐含着相对的价值驱动，都是创作者情感态度的一种体现和理性的介入，都是基于认真思考之后的一种负责任的校正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