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创作者的道德底线

纪录片的创作者要为自己设立一个道德的底线：不能为了获得自己预期的内容而伤害别人。例如独立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将镜头对准了中国河南的艾滋病村庄，展现了艾滋病病人生命一步步走向终点时的努力与挣扎。面对着一张张扭曲的面庞、窘迫的生活环境与让人窒息的家庭氛围，观众内心受到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就这些被拍摄对象而言，他们虽然已经失去了拒绝拍摄的能力，但他们依然有独自走向死亡的权利，依然可以保有作为人的基本的隐私与尊严。纪录片背后乃是大众媒介所赋予的权力，创作者必须站在社会与公众的立场上去行使它，而不是出于个人的角度与利益。当被问及如何处理拍摄社会底层人士的隐私权问题时，纪录片导演徐童认为：“拍这类故事就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从一开始我就十分渴望过另一种生活；我希望感同身受；我希望用自己脚踏实地的生活实践，开始一段‘负罪感’的、宿命般的表达。‘道德底线’问题像咬屁股的老虎，这几年追得我挺恼火。既然大家都明白纪录片的原罪，那么片子还是照样拍，还是越拍越多，电影节照样办，越办越红火。这不是明知故犯吗！就我个人来说，既然我选择了原罪，就没有资格去谈论‘道德底线’问题了。因为，这个选择本身就已经在道德底线之下了，还有什么底线可说的？”这段话并非是纪录片创作者对道德底线的抛弃，相反，这是一种深刻的反思，同时也反映出了纪录片创作过程中道德底线问题的复杂性。道德底线应该在每个纪录片创作者的心中。“不能为了获得自己预期的内容而伤害别人”作为道德底线，应该深植于每个纪录片创作者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