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纪录电影——主张虚构的纪录片

从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纪录电影的情形悄然发生了变化，开始否定“非虚构影片”，出现了“新纪录电影”（New Documentary）的观念与实践。美国《乡村之声》报评论家艾米·托宾指出：“1991年出现的四五部影片，使纪录电影走上了多样化的航线。现在，纪录电影已经走上了一条新路。”在一篇论述“真实、历史与新纪录电影”的文章里，美国电影理论家林达·威廉姆斯以“新纪录电影”一词，概括了创作界的新倾向。威廉姆斯认为，新纪录电影作品尽管丰富多彩，但有一个共同点，即满足了部分观众了解现实的渴望，这些纪录片表现的真实与人们期待的纪录电影真实相吻合，这种真实是由纪录电影创作者通过操纵性的手段制造和构建的，不管是在摄影机前还是在摄影机后。

新纪录电影出现在20世纪末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可以说是电子时代的纪录片人对传统纪录电影表现手法提出的质疑，是对传统纪录电影的真实观发出的挑战。生活在科技统治世界的时代，高科技时代的事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假难辨。威廉姆斯在文章一开始，就道出了电子时代的影像给人带来的困惑：在利用计算机炮制画面的电子时代，摄影机是“可以撒谎的”，影像已经不再是从前被称作“映照着物体、人物和事件的视觉真实的‘有记忆的镜子’”，而是变成了对真实的歪曲和篡改。这大概是威廉姆斯将文章取名为《没有记忆的镜子》的原因。简单地说，新纪录电影之“新”，就在于它肯定了被以往的纪录电影（尤其是真实电影）否定的“虚构”手法，认为纪录片不是故事片，也不应混同于故事片。但是，纪录片可以而且应该采取一切虚构手段与策略以达到真实。事实上，许多有关当代纪录电影的真实主张的讨论，焦点都集中在了反省和挑战从前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表现真实的技巧上。以下观点已经成为新纪录电影的一个原则：“电影无法揭示事件的真实，只能表现构建竞争性真实的思想形态和意识，我们可以借助故事片大师的叙事方法搞清事件的意义。”

在《没有记忆的镜子》一文中，威廉姆斯着重以美国影片《蓝色警戒线》（1987年，通过对一桩杀人案的深入调查，在免除一个被诬告犯有杀人罪的男子死刑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和法国影片《证词：犹太人大屠杀》为例，分析了新纪录电影的叙事策略。威廉姆斯认为，这两部影片从各种角度看都是新纪录电影的代表作，其强烈愿望就是干预构建真实的过程，这种真实的完整性从根本上来说深不可测。这两部影片，也包括新纪录电影的其他一些影片，对旨在表现眼前正在发生的现实的真实电影的影像产生了怀疑。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威廉姆斯总结道：“对真实和虚构采取过于简单化的两分法，是我们在思考纪录电影的真实问题时遇到的根本困难。选择不是在两个完全分离的关于真实和虚构的体制之间进行，而是存在于为接近相对真实所采取的虚构策略中。”新纪录电影采用的虚构策略不同于以往纪录片对事件的简单搬演或重构，也区别于通常的故事片采用的虚构手段，威廉姆斯称之为“新虚构化”。莱兹曼认为，不存在只是简单复制“事件”或呆板记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纯粹纪录片，为了讲述真实，绝对需要创造，必要时将事件复活，简言之就是“搬上舞台”，因为过去的事件不会自动重复，人们也无法在真正的事发现场捕捉事件。他把自己拍摄《证词：犹太人大屠杀》时采用的这种方法称为“对现实的虚构”，而且自豪地宣称：“通常所说的虚构，即电影工业中的专业人士和那些善于进行分类的专家所说的与‘纪录片’相对的‘故事片’的‘虚构’，与我们纪录电影所采取的‘虚构’相比显得相形见绌。”他还认为，纪录电影的这种虚构是富有创造性的，显示出了非凡的威力和想象力，能够产生真正的幻觉，将现实与想象的边界完全融为一体。

其实，在纪录片中采用虚构手段，真实被“强行制造”。同时，这个过程又明显伴随着对表现根本真实的严肃追求，两者结合所产生的矛盾，恰恰反映出了高科技时代的现实：当今的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眼花缭乱，更加真假难辨，高科技时代的视觉谎言，也许只有用高科技时代的影像手段才能识破，才能使观众对从前一无所知的真实做出新的评价。这种“罗生门式”的叙事方式，表面看来似乎放弃了对真实的追求，但对威廉姆斯来说，“它们明显引入了一种更新的、更偶然的、相对的、后现代的真实，这是一种远未被放弃的真实，当纪录电影传统渐渐消退的时候，这种真实依然强有力地发挥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