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手法勃兴的动因

纪实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出现不是一种偶然，换言之，纪实主义不是在1980年代而是在1990年代出现有着某种内在的必然性。纪录片作为一种对现实进行审美观照的艺术形式，与现实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为纪录片置身其中的大系统，会对纪录片产生微妙而深刻的影响，并且赋予纪录片创作者不同的历史任务，纪录片创作会或明显或隐晦地与一定时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心理实现文化认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为纪录片创作手法注入新的表达因素，纵观历史，轻便摄影机的出现，电子摄像技术的成熟，都无一例外地对当时的纪录片创作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尤其是社会审美思潮的变化会对纪录片创作理念和风格样式的变化产生深沉的制约和影响。历史、技术和社会审美思潮这些因素就像三只无形的手始终在支配着纪录片的发展方向。

20世纪90年代风行中国纪录片界的纪实手法，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直接电影”中就已经非常流行。它之所以能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电视界产生轰动效应，与该时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和社会审美思潮的变化有着深刻的联系。当历史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此前沿袭几十年的画面加解说的专题片模式日益显得不合时宜，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19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方谈话引发了中国社会新一轮改革，经济领域的变革引起了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深刻变化，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相应地变得相对宽松和开放。社会转型期的一系列变化必然会在作为整个文化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文化身上留下痕迹。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中国电视文化在整体上逐渐淡化了此前的意识形态至上论，普通人的独立情感开始为中国电视人所重视，意识形态宣传教育逐渐让位给平实的情感关注。跟拍、同期声、长镜头、平视机位等客观纪实手法对流于说教的专题片模式来说是一次地震性的颠覆，纪实主义的一鸣惊人可谓是应时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实主义在中国的崛起是中国电视纪录片对整个社会变革的回应。其次，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主题先行的专题片模式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在1980年代产生了《丝绸之路》《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等成熟的作品，这种纪录片的创作模式在原有的手法和框架内很难再有大的突破和作为，它急需一种外力的冲击。任何一门艺术都需要不断地向前发展，沉闷的纪录片创作自身也呼唤着根本上的突破和超越，所以纪实主义的风行是多种因素蓄势待发的结果。当时中央电视台与日本等外国同行的合作成为这次突破的契机。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多年来，电视纪录片创作非审美的目的和教诲式的宣传，形成了一种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纪实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