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的意识形态性及其政治功能
纪录片的意识形态性及其政治功能，这是纪录片与政治关系中最为复杂但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它直接影响到纪录片的本体认识，也直接影响到纪录片的创作。它没有前两个层面那么单纯明确。对这一层面的分析需要我们抽丝剥茧，层层深入。
（一）纪录片的意识形态性辨析
意识形态是表意层面上的政治，是关于某一特定集团和阶级利益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它总是试图引导舆论，影响人们的思想。从广义上说，一切艺术都具有意识形态性，它们都是有偏见的。不论好的或坏的艺术，它们都力图提供一幅世界图景，以某种方式影响受众的倾向和看法。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艺术最终都是与政治有关的，它们给世界存在的方式赋予了不同的意识形态意义，试图引导读者以特定的方式去看世界。纪录片概莫能外。因此才有这样的说法“政治视角是一切阅读和一切解释的绝对出发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又被称为意识形态研究学派。从狭义上理解，纪录片的意识形态性指它代表或批评国家意识形态，也就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当纪录片具有狭义的意识形态性时，我们说它对社会对历史承担起了道德甚至政治导向的功能。总的来说它倾向于社会教育，追求主题的理想性、哲理性和教诲性，它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宣传教育功能。其中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服务，一是对它的批判，但这种批判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允许的范围内的，其意图是改良社会。纪录片的意识形态性以鲜明的目的性、倾向性和工具性为特征，它们都指向政治功能。
（二）纪录片的政治功能
纪录片的政治功能突出表现为以下两点：当它代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时，它具有文化整合功能；当它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范围内对其进行反省、批判，意图改良时，它具有社会监督功能。文化整合功能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教化功能，它要求一切文化都能整合在权威的主流意识形态下，减少文化矛盾，凝聚人心，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秩序。这种功能是通过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而实现的，主要是对观众的认识活动、善恶评判、人生态度发生影响，进而引导舆论。这方面的纪录片创作不乏精品。社会监督功能是指纪录片对现行政治体制内部的缺陷进行自我批判，以促使其不断改革，走向完善。影视媒介的批评或批判，就其影响力及其影响范围而言是非常广泛的，对于启发群众和健全社会显然也是有贡献的。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大致相同，只是更多地关系到国际间掌握巨大势力的企业，反对、压制及妥协各种力量此起彼伏，所以情况更为复杂。这两种功能一种从正面为社会服务、一种从反面促使社会改良，都起到维护既定政治制度的作用。
（三）对纪录片意识形态性的态度
我们怎么看待纪录片的意识形态性呢？围绕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问题的争论古已有之，至今不休。整个现当代文学史，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如火如荼。要求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走出书斋，以笔为武器，参与社会政治，要求文学不能逃避自己的意识形态性。鲁迅与梁实秋著名的一桩笔墨官司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梁实秋认为真正能够传诸后代的是有普遍人性的作品；鲁迅认为文学的阶级性不仅是客观存在，而且越是阶级的越是人性的。在我们的讨论中重提这段旧事是因为，纪录片从最开始就出现过同样的争论。同为纪录片之父的弗拉哈迪和格里尔逊针对纪录片的意识形态性出现过严重的分歧，弗拉哈迪对画面加解说和关注社会问题的主张不屑一顾，沉迷于边缘生活的描绘，而格里尔逊对漠视现实的创作观念也不能容忍。二者的分歧实际上同鲁、梁之争如出一辙。至今，这一问题仍是我们绕不开的，而且成为困扰中国纪录片的最大难题，影响到纪录片的本体认识，也影响到纪录片的创作。要解开这一乱麻，我们必须回到基本的概念上。意识形态首先是一套价值观念，在整体概念上与作为价值系统的文化有所涵盖，但文化不企图以某种固定的观点和模式来代替其他观点和模式，来认识、理解、表达世界，因此文化具有多元性、开放性、相对性，而意识形态则要求鲜明的政治立场并以一定的社会功利为目的。
现在我们看到，鲁迅和梁实秋、弗拉哈迪与格里尔逊实际上不是站在一个角度上讨论问题的。鲁迅与格氏持的是意识形态立场，梁实秋与弗拉哈迪持的是文化立场。社会责任感和舆论参与意识要求意识形态立场，艺术的独立性和超越性要求文化立场。纪录片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的优点是：它造成了艺术作品强烈的现实性、战斗性，直接切入社会现实，介入和参与社会主流生活；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来实现它的社会功能，其明确性和倾向性能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其缺点在于：作品具有功利性，成为道德理想、政治观念的载体时，缺乏对永恒价值——审美价值的追求，缺乏对生活和人的丰富细腻的描绘，主观理想与现实生活相脱节。当纪录片力图超越意识形态性时，其优点在于：它一样可以通过审美来完成对社会的评价和剖析，通过审美来实现人对现实的认识，而且可以使作品更有深度和人文性，其缺点在于通过审美来实现社会功能，由于它的复杂和意味深长，对观众的审美能力和信息赋值能力要求更高，因此它的影响面相对较小，有时甚至事与愿违。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怀斯曼的纪录片《高中》，他的电影对所拍摄的学校是持非常尖锐的批判的态度的，但在播映时，由于他的作品极其丰富的多义性造成了误读，一政治家认为这样的学校太好了，并向他询问如何才能学到这个学校一些好的东西和经验。
所以，对纪录片的意识形态性不可片面对待。我们认为，首先不是指出哪一种看法正确的问题，首先是要具体分析每一种看法所依存的社会条件，同时视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况而做出评价。在一些非常时期，如战争年代或社会变革时期，人们的生活目标与社会的政治目标趋于一致，因此纪录片的意识形态性往往是统一思想、排斥反宣传的高效能方法。此时，社会矛盾激化、社会问题复杂，纪录片作为探讨反省现实的武器，它不以观赏和消闲为目的，而是以反映社会、探讨现实为己任。创作者对政治生活积极介入，表明态度，呼吁解决问题，这种意识形态性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记录者首先是一个有立场的人，其次才是艺术家。如伊文思，他是著名的左派，他的许多名作如《博里纳奇矿区》《西班牙的土地》《权利与土地》等都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当社会矛盾趋于平和，随着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开放，人们的生活目标、思维方式、价值标准都在向多元化转变时，人们的自主意识越来越强时，文化的立场就益加珍贵了，这也是当代欧美国家的纪录片从审视社会转向人类自审，从整合文化转向促进文化交流的原因，这一点在下面一节还有更详细的讨论。
现时期，中国许多纪录片创作者热衷于表现边缘生活和多元化的文化立场，耻于谈使命感、责任感甚至认为立足于使命感和责任感创作便是非艺术、非文化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中国当下社会正面临转型时期，文化矛盾突出，社会问题复杂，在这种情况下，纪录片应该不惮于立场和意见，应该具有评判生活现象的意义的意识形态倾向以及随之而来的乐于参加社会政治的决心，从而使自己的作品与社会上的大部分人之间产生更紧密的联系和相互同情，因为不论是文化整合还是社会监督都是当前社会所急需的。当然，即使在这种时期，纪录片的意识形态性也不能等同于说教更不等同于对现实生活的背离，坚决不能回到把生活政治化、高调化的过去，也不能去歌功颂德、粉饰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