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以政治事件和政治生活为重要题材

在社会学中，政治系统被认为是一种社会设置，它的存在来源于这样一种社会需要，即：每个社会都必须调和人的欲望和利益之间的冲突，政治系统担负着这一任务；政治也可被认为是一种活动，通过这种活动组织社会生活方式。因此，政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是极为重要的内容，无论人们关心、参与与否，它都影响着经济、宗教、文化等其他社会方面，是塑造个人生活的重要社会力量，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政治生活与人们的公共生活同构。可以说，世界上没有脱离生活的政治，也没有脱离政治的生活。纪录片以贴近社会、贴近生活为己任，关注人类自身的命运，关注与人们相联系的社会环境，那么，政治生活和政治问题就是不容回避的。政治题材主要涉及：政治事件、政治活动、政治人物、政治机构、政治问题等。这些人、事、活动、问题集中体现着不同社会集团、社会阶层间观念、利益的矛盾冲突，是社会生活的焦点所在。对此加以积极反映与表现的名片有很多，如：PBS（即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民权运动史》以及耗资百万的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巨制《肯尼迪遇刺》。

政治作为纪录片的题材领域，其重要性具体表现在：在内容上，有助于纪录片直面现实矛盾，从大的方面勾勒社会状况，从社会存在出发深入反映生活的种种问题与人们的生存状态；在表现时，容易找到戏剧性。因为正如澳大利亚的纪录片人鲍勃·康纳里所说：“政治是人类各种冲突中最强的一种，事实上也可以说，人类的一切冲突都是带有政治性的。”而抓住冲突，总是能够抓住社会的焦点、人性的凸显点、情感的爆发点，从而把人们带入事件的背后和事件的内核。政治题材无疑给纪录片更多地带来了这种可能。另外，政治题材一般涉及的是公共空间，如“直接电影”就多选择那些身负重大压力、精神高度集中足以忘掉身边摄影机的人物作为拍摄对象，把摄影机对被摄对象的影响减至最低，是一个回避日益严重的纪录片镜头对个人隐私侵入的策略。中国纪录片在政治题材领域存在两大问题，这两大问题实际上也是当前纪录片存在的最大问题：

其一，脱离政治的生活题材。从纪录片本体意义上讲，反映社会主流生活，勇于接触社会生活的尖锐问题是纪录片的核心和基本，也是纪录片人社会责任感与舆论参与意识的表现。奠定伊文思纪录片大师地位的正是他的一系列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性纪录影片，他说，电影工作者的职责便是“参与世界上最基本的事件”。然而，当前中国纪录片创作中的一大问题就是很多纪录片创作者主动规避政治题材，致使题材边缘化与琐碎化。在中国，政治题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主流社会问题，对这一块有意无意地回避，不仅是题材领域的巨大损失，而且直接影响到纪录片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因为离开人的社会存在而追求社会本质、人性深度实为侈谈。时下大量反映普通人、弱势群体、边远地区生活的作品都停留在表层，主要是缺乏和社会大环境的链接与对社会层面的切入。

其二，脱离生活的政治题材。我们说过，世界上没有脱离政治的生活，同样没有脱离生活的政治。长期以来，受“形象化政论”影响，中国纪录片存在的一大问题就是：创作者自觉不自觉地把生活与政治相剥离，使政治变成生活的标签，习惯于宏观地、抽象地、观念化地去表现社会生活。当前不乏向政治领域索取题材的作品，但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素材。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些题材只停留在空泛的议论上，只愿意追求声势和气派，节目越搞越长，哲理越讲越深，而细致的材料，实际的探讨则有意无意地回避了。现在的所谓政论片即是典型的代表。这种靠解说词支撑的，靠议论出来的道理，回避了许多现实的难题。”其结果是丰富的社会内容被简化、僵化甚至狭隘化了，事关民生的政治生活与政治问题不仅得不到深度表现，甚至引起人们的逆反心理。在这方面，美国纪录片大师怀斯曼的工作值得称道。首先他创作的题材涉及法律、犯罪、监狱、军队、福利、医疗、教育等政治领域，立足点是周而复始的美国社会中权力的运用状况，着眼点却是具体的政治机构与社会组织，切入点是人们是怎样同这些机构发生关系的。在这些作品中，政治是具体的、感性的、与社会公众息息相关的，被称为在社会肌体上操作的手术刀。这些片子组合在一起，反映了整个美国社会的现状。在这里，怀斯曼通过表现政治机构及其权力活动，不仅提供了珍贵的“社会学资料”，而且表现了政治体制与人的关系、个体和社会的矛盾等一般题材难以表现的问题。可贵的是，他没有对政治题材作简单化处理，而是反映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不使它成为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的主张，或造就简单的意识形态的主角”。针对这两大问题，纪录片工作者有必要保持对政治题材的健康心态，将其作为生活的一个正常方面来对待，不主观地褒贬，不功利地趋附，更不人为地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