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化和德意志种族
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早就被出自他本人的一整套证言、信件和文献证实。我们已经提到过那个已知的最早表达,也是其最恶毒的言论。那句话构成了“德意志种族”未来的一个规划:同“我们的文化及大学的犹太化(Verjudung)”斗争,并且“找到足够多的内部力量去战胜它”。[10]
海德格尔并没有放弃“犹太化”一词,即便它已成为《我的奋斗》中最醒目的字眼。事实上我们还在他给国务委员维克多·施沃雷尔(Geheimrat Viktor Schwœrer)的一封密信中再次发现他使用它,这封信使我们知晓《存在与时间》的作者的诸多写作策略和方式:“我在报告中只能间接提到的内容”,他写道,“可以在此说得更加清楚些”。[11]这便是他的表里不一: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以间接方式提出那些在他所处时期可以接受的事物,而在隐秘的私人著述或时期内则更加粗暴地表达,直到能够更加直接表达的时刻适时到来。[12]他要对施沃雷尔说些什么?在1929年面临这一抉择:“再次为我们的德意志精神生活”赋予“扎根土地的真正的力量与教化者”,或者让德意志精神生活“明确地”屈从于“日益增强的广义和狭义的犹太化”。
我们看到了海德格尔的思考方式:他所属的世界观,建立在“扎根土地”与“德国大学与精神生活中的日益增强的‘犹太化’”之间的正面对立之上。1929年,他像在1916年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那样哀叹的犹太化,若“狭义上”指那些被视为犹太人的人,那么“广义上”应被理解为包含了海德格尔否拒的一切事物,从个人主义和民主直到自由主义与所谓的计算理性。不断玩弄“犹太化”一词的两层含义,使人得以借宗教和以为的种族而斥责特定人群,同时谴责犹太教使人堕落的影响力,视之为导致人从大地上拔根、理性化、空洞的普遍化、个体化和民主的罪魁祸首。
我们在一份报告中发现了同样的思考方式,这份报告将在四年之后导致犹太哲学家理查德·赫尼希斯瓦尔德(Richard Hönigswald)被慕尼黑大学解职,而再次提及海德格尔运用的术语极为重要:否定那种“自由悬浮”并“逐步弱化,最终变为符合普遍逻辑的世界理性”的拔根意识。这样,假定的“犹太化”的广义和狭义之间的双重游戏让海德格尔得以运用国家社会主义的反犹主义的所有陈词滥调,将《认识论的基本问题》[13]的作者任职于慕尼黑大学宣告为“一个丑闻”,而无须明确提及赫尼希斯瓦尔德是犹太人。[14](https://www.daowen.com)
此外,海德格尔借这位犹太同事攻击仍旧会在慕尼黑大学占主要地位的自由主义和“天主教体系”,他的攻击方式由它和国家社会主义共同瞄准的目标表明了他的反犹主义和后者的反犹主义的一致性到底有多高。相反,将一种因为植入“存在的历史”就声称有所不同的反犹主义与纳粹特有的反犹主义对立起来,则是冒险为海德格尔的言论辩护。事实上,同海德格尔如出一辙,国家社会主义者将他们否认的一切事物都联系在一个假定的犹太根源上:正如我们所说,不仅仅是“自由主义”的所有表现,还有基督教本身,尤其是天主教。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在1932年夏季学期课上抨击“犹太民族”,后者被指责连同罗马风尚与基督教一起,完全改变并歪曲了希腊思想。[15]
这场打压所谓的“犹太化”的斗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海德格尔在给施沃雷尔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说:帮助“新生力量发展壮大”,以此“回到正轨”,而《全集》将随着出版规划好的1933—1935年最为露骨、恶毒的课程稿和研讨班讲稿而努力在其身后开辟这条道路。在这一点上,人们再怎么强调一个掩藏至深的事实都不够,具体说就是,这位校长在任职最后几周开展了一项极其重要但至今未被研究[16]的活动,而且和国家社会主义种族理论并不对立。他在课上嘲笑“过时的自由主义生物学”[17],作为弗莱堡大学的校长—领袖,他需要大力设立“一个种族理论和遗传生物学的教席”:他强调自己要求设立这一职位已有“数月之久”[18]。
回到这一节开始提到的致埃尔弗里德的信,我们从中可以读到其他反犹言论。[19]然而,已经引用过的1916年那句仍然最能说明问题,因为它表明了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如何构成。这并不仅仅涉及具有个人意义的个体情感,而是关于德意志种族与犹太人之间的根本对立的思想,犹太人则被认为要完全占领德国文化和大学。
实际上,这一对立将表明它是决定海德格尔的全部作品(所谓《全集》)构成的一个关键。国家社会主义者夺权之后,海德格尔在1933—1934年冬季课程“论真理的本质”上公开谈论“领导原初日耳曼根源的本质的根本可能性迈向统治”。这里的用词不同于1916年:“原初日耳曼根源的本质”代替了“德意志种族”。但是,德意志种族或者日耳曼根源的统治计划,在这两种言论中是一样的。[20]这个计划同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考虑的十分接近,他赋予德意志帝国的任务是“不仅要收集并保存这个民族最宝贵的储存物,还要将它们缓慢并稳当地引向一个统治地位”。[21]我们在《黑色笔记本》中找到了同一企图,海德格尔在1933—1934年冬天向全体德国人指明了这个目标:“赢得我们的本质的统治范围。”[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