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道德哲学的危机

麦金太尔认为,现代道德理论是启蒙筹划的产物。一方面它将个体的道德行为者从等级制和目的论中解放出来,赋予他们无上的道德权威；另一方面它又需要修改继承下来的道德规则,剥除这些规则旧有的(神学)目的论特征。于是,出现了两种新的方式来安置道德权威,一种是创造出新的目的论,如功利主义；另一种是诉诸植根于实践理性本性的道德律令,如康德主义。^[2]但这两种尝试在麦金太尔看来都失败了。他指出,这些相竞争的立场通过诉诸抽象的道德原则来捍卫他们的决定,但它们的辩护是不一致和不连贯的。道德哲学的语言已经成为一种用来操纵他人以维护其任意选择的道德修辞。麦金太尔将其称为“情感主义”的。“情感主义”是这样一种学说,在它看来,所有的评价性判断和所有具体的道德判断都只不过是偏好、态度或情感的表达,只要它们具有道德性或评价性。^[3]情感主义或者说道德相对主义令西方道德哲学处于危机中:西方社会充满了争议,因为争论各方的立场处于不同的前提之下,所以不可能有理性的选择。尽管道德语言看似保留了客观的意义,但正如情感主义者所看到的那样,它实际上是用来推动个人或群体的目的的。人们甚至将他们自己的原则性承诺视为偶然的选择。因此,麦金太尔指出,现代自我是空洞的,既缺乏必要的社会内容,也没有必需的社会认同。^[4]他得出结论说,想要建立一种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普遍道德的启蒙筹划是失败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启蒙的道德哲学把自己当作普遍律法来制定,这对于现代思想而言,并不是一种好的思路。因为现代人放弃了一种先于个体经验存在的普遍主义道德理想所需要的那种整全式的依据,而诉诸人性基础又必然不成功,结果使得自己的道德话语成了浩劫之后的残篇断章。所以,启蒙筹划的失败是因其本身的内在缺陷所致:它没有准确把握道德生活的事实,因此对道德生活缺乏有效的解释力和洞察力；它只专注于在理论上建造某种刚性的普遍规则,但这种空洞的规则对复杂的现实情境以及人性的特殊性而言没有太大的指导作用。

其二,启蒙的道德筹划在前提上是脆弱的与不可公度的。它不但没有被其追求的普遍性理想所化解,反倒因为相互冲突而暴露无遗。既然如此,在情感主义看来,不如把它们解释为意志或情感的冲突来得更为直接和坦率。启蒙筹划还想羞答答地表示自己的普遍性是真正客观的,还想执着地从理性上说服对手,情感主义却认为自己看透了这种“把那些事实上是独断意志与欲望表演的东西藏匿到道德面具背后的修辞术”^[5],它们只管把这背后的情绪或欲望的本质赤裸裸地揭露出来,并且不打算有任何整合或解决。于是,表面上一本正经的道德律法,结果沦为了意志的宣讲或情感的宣泄。由此,启蒙筹划不能自圆其说,使情感主义取而代之,将整个现代道德话语不可避免地推向混乱的相对主义之中。

在追溯这种危机出现的思想史原因时,麦金太尔指出,这是由于西方思想界将亚里士多德主义简单地抛弃了,转而信奉一种空洞的自由主义。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它对人性采取了一种目的论和美德论的理解。然而,这种理解因其特有的形而上学色彩自17世纪以来逐渐被边缘化。拒绝亚里士多德带来了两个明显的后果:第一,我们无法对道德给予任何理性的辩护；第二,道德与道德试图引导的人性之间的关联被割断了。在西方社会,取代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是现代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强调个性以及个体自主性的重要性。自由主义的伦理学放弃了对人类目的的说明(即对实质性的善观念的说明),转而关注人类行为的正当性要求。但正如尼采看到的那样,放弃对确定的人类功能和相关的善观念的说明,必然会导出规则的伦理。若是没有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式的目的论作为奠基,这些规则是缺乏基础的。所以,尼采式的虚无主义是自由主义伦理学的必然结果。西方现代道德哲学试图同时证成个人自主性与道德的客观性、必要性和绝对性,但麦金太尔认为它们自认为取得的成功不过是种种道德的幻觉。当它们将人从其共同体和历史传统中抽象出来时,它们就破坏了人获得自我实现的基础。麦金太尔指出,要拆穿这些幻觉,可以有两种方法:要么追随尼采,捍卫个体的自主性,拒斥传统道德推理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要么追随亚里士多德,研究实践理性和道德养成在将人类行为者培养成独立的实践推理者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麦金太尔认为,后一种路径才是可行的,因为只有某种亚里士多德式的美德理论才可以修复西方人道德态度和社会态度的可理解性和合理性。在《追寻美德》一书中,麦金太尔开始阐释他对美德概念的理解,以及为何有美德的生活表现为一种叙事的探求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