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人类的生存优势与政治起源
希伯来的《旧约:创世纪》记载着古老的神话故事“巴别塔”(通天塔)[2],在这个神话中,诺亚的子孙们操持着共同的语言,试图“互相商量”,相互合作起来,建造一座城和一座通天之塔。上帝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上帝亲自把这些人分散到各地,并变乱他们的语言。不难看出,拥有共同的语言的人类所展现出来的力量,是一种连神都忌惮的“出格”的能力,依靠这样的能力“要做的事,没有不成就的”。虽然上帝后来变乱了人类的语言,但这种语言所带来的大规模协作能力并没有完全消失,它的威力让人类成为地球上最为特殊的一个物种。
我们也可以用现代科学的话语来讲述这个故事。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人类简史》中提到,距今7万到3万年前,智人这个物种出现了新的思维和沟通方式,称为认知革命。认知革命如何发生,目前尚无头绪。仿佛基因突变一般,人类突然就获得了与地球上其他动物完全不同的语言能力,这种能力使人类能够形成大规模的组织,实施复杂而庞大的合作。人类的语言能力有何特殊,以至于能够实现超大规模的合作呢?赫拉利认为,其他动物也有交流沟通,但是并没有人类语言的符号化功能,也就是虚构功能。人类语言高度抽象的符号化及其虚构功能——能够传达关于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信息——是能够形成大规模协作的关键。[3]赫拉利认为,正是因为可以大规模合作,才使得人类脱颖而出,打败所有的竞争对手(包括其他人种,比如安尼德特人)一举跃升到食物链的顶端,成为地球的主宰。[4]语言为智人带来了压倒性的生存优势,即是说,人类语言以及带来的大规模协作的能力,不仅仅让人与其他动物“不同”,而且让人能在地球上横行无阻、为所欲为。
除了现代科学话语,我们还可以用西方古典学的话语,比如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The Politics)中有一个著名的段落:“比起蜜蜂或任何群居动物,人类显然更是一种政治动物。因为,按照我们的看法,自然不做无用之事；在动物之中仅有人拥有言语。声音可以表达痛苦和快乐,在其他动物身上也有；因为它们的本性到达这个程度,能够感受痛苦和快乐并互相表达。但是言语却是用以权衡利弊,以及正义与不正义。因为与其他动物相比,只有人能够感受善恶以及正义与不正义之类的东西；而正是对这些东西的参与造就了家庭与城邦。”[5]亚里士多德对人类语言与社会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的阐述,说明西方传统在这一方面的思索由来已久；赫拉利虽然使用的是现代科学话语,但是见解上并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赫拉利说,在至今为止的大部分地球历史时期,人是一种“没有什么特别的动物”,直到认知革命之后,人类才“获得”了一个特别之处:大规模协作能力。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这是人类特有的政治的能力,即组成家庭和城邦的能力；这背后的基础又是人类的语言能力。[6]在亚里士多德这里,人类语言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动物也可以有声音,表达快乐和痛苦,但只有人能够用语言来阐明利弊和正义的问题。如果说,赫拉利所说的“虚构”是人类语言的特殊运作形式,那么表达“正义与不正义”则是人类语言的特殊内容,它们是人类语言特殊性的两个侧面。(https://www.daowen.com)
无论如何,根据赫拉利,人类语言的某种特殊之处,为人类带来的最大好处,即生存优势,是真实可见的。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跟随亚里士多德,把人类语言看作政治的起源,那它就不仅仅具有带来生存优势的工具价值,而且还具有道德伦理的含义:区分出文明和野蛮。
赫拉利提到,自然状况下,黑猩猩族群一般不超过50个成员,因为随着成员数量的增加,共同体的秩序会动摇和分裂。不同的黑猩猩族群之间,也很少合作且容易为了食物发生战争,它们没有办法与不熟悉的同类和平共处,更不用说分工合作了。[7]而人类文明其中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可以形成稳固的共同体,规模远超其他动物。在共同体之内,人们不再以暴力搏杀,而是用相对和平的手段即话语的博弈(政治)来解决争端。在这里,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语言使得人类共同体与黑猩猩族群的差别不再仅仅是能力的强弱问题,而变成了道德上的差别。因为我们相信,使用语言来交流和辩论,内在地包含了对对话对象的最低限度的承认。我们相信,诉诸话语和诉诸战争,不是不同的政治原则的区别,而是政治与非政治的区别,是城邦与丛林的区别、文明与野蛮的区别。这至今仍是西方主流的基本政治观念,也是现代日常生活中最根本的信念之一。从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再到哈贝马斯,许多西方政治思想家都是遵循以话语代替强力—暴力冲突的思路来建构政治的基础。于是,人类相对于其他动物来说,就不仅仅具有生存优势,还具有道德优势。因为人的生存更多地依赖语言,而不是暴力,所以人类是更文明、更道德和更高贵的动物。
语言如何从一种人与动物的自然差异,到一种工具价值意义上的生存优势,再到一种伦理价值意义上的道德优势,以上是一个基本的论述。其中,伦理意义上的优势主要是因为语言被看成是暴力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