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政治学：对现代自由主义的一种反思[1]
陶 涛[2]
【摘要】约翰·米尔班克与艾德里安·派斯特提出了一种后自由主义的“美德政治学”，强调在承认自由主义历史功绩的基础之上，构建一种居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美德政治理论。本文在介绍相关思想的基础之上，粗略阐述笔者对于美德政治学的思考。全文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讨论自由主义的“元危机”，二是讨论有别于自由主义的自由以及自由主义人性观的替代性选择，三是讨论“美德政治学”的特点。
【关键词】自由主义，自由，美德，美德政治学
毋庸讳言,在20世纪主流的社会与政治理论之中,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可谓一枝独秀、引领群芳,并且伴随着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自由主义(而非自由价值)的优越感得到迅速扩张,甚至被部分学者视为一种终结性的、普遍性的政治理念,抑或对与错的绝对标准。以至于到了20世纪后半叶,美国哈佛教授约翰·鲁杰(John Ruggie)所谓的“内嵌自由主义”(embedded-liberalism)[3]也已几近全面失势,而由极端自由主义(ultraliberalism)所取代,这种现象在英国撒切尔夫人与美国里根总统的执政理念之中皆能得到充分体现。
但在21世纪初,极端自由主义却逐渐开始在西方社会生活之中(理论界更早)受到了质疑与挑战,尤其是2008年出现的金融危机更是促使人们开始全面反思自由主义经济制度。更重要的是,权利平等与自治的政治诉求看似是自由市场的预设前提,但自由竞争的最终结果却是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等级制度。这即是说,相较于多数公民,社会中的极少数一部分人才真正占有,甚至垄断着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而成为所谓的社会精英(elite)。同时,伴随着社会阶级的逐渐固化,由于社会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多数人丧失了实质自由。此外,这种精英地位既和当事人的才能无关,亦和他的品德无关。当然,这并不是说所谓的“社会精英”既没有才能亦没有品德,而只是说,即便是没有才能与品德的人亦能通过集中社会资源、构建人为壁垒等方式,将多数人排除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之外。可以说,自由资本的逻辑难免倾向于扩张与垄断,纵使它以某种隐秘的方式展开。于是,“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时期,极富阶层的财富与大多数人通常下滑的收入之间的鸿沟变得更加巨大,而享有自由时间、工作假期和工人联盟的权利则变得更窄”。[4]
可见,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的自由导致了不自由,平等导致了不平等。正因如此,对西方自由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反思逐渐步入了人们的视野。换言之,人们不禁要问,自由市场与其相应的政治体制是否足够完满或完美,是否值得我们完整地复制或沿袭?倘若是,如何解释现代社会中不断扩张的不正义与不平等；倘若不是,何种经济与政治体制才能有助于人类真正实现幸福与良序的那个朴实无华的愿景?或许,罗尔斯的《正义论》、西方美德伦理之复兴以及共同体主义的诸多诉求,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源自西方知识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反思。
本文则试图介绍另一种反思自由主义的理论,即由约翰·米尔班克(John Milbank)与艾德里安·派斯特(Adrian Pabst)提出的后自由主义的“美德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Virtue)。并以此为基础,在文中略微引申出笔者对美德政治学的粗浅思考。但需要说明的是,美德政治学并非一个崭新的话题。从古希腊一直到当代,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尼采,从西方文明到中国传统,它都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并始终存在。但这里介绍的米尔班克与派斯特的美德政治学,还是略有不同,因为他们强调这种美德政治学是自由主义之后的,或“后自由主义的”美德政治学。这种理论批判并吸收了西方现代政治伦理,因而是一种属于当代的理论或思想,值得我们进一步了解与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