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特质的去种族化
我们在接下来一卷中能读到一个更加迂回且缺乏根据的阐述。海德格尔的言论分布在好几个层面上,这些层面的安排能让我们理解,是什么让人相信他的思想含糊,虽则他的立场表露得非常坚决。
海德格尔先批判了“种族原则”对现代史产生的影响:“……在阴谋时代,种族被提升至‘原则’层面,它由历史(或仅仅由编年史)明确地和特别地建构……是阴谋力量的一个‘后果’,必定以策略性的算计掌控存在者。”[42]已经发表的海德格尔的文章中有一些类似表述,让他的辩护者们坚信这些话语首先针对国家社会主义者。然而《黑色笔记本》中谈到计算时很明显包含了私心盘算的反犹主义含义。接下来的思考向我们证实他质疑的正是犹太人,而他们也变得对被看作是对各民族存在规划盘算好了的“种族原则”的统治有责任了。他继续说:
犹太人凭借优异的计算天赋已经按照种族原则“生活”了最长时间，所以他们最强烈地反对不受限制地应用[这一原则]。[43]
海德格尔随后说到“通过阴谋诡计侵占生活”,并揭露了一个“计划”,它导致“各民族完全去种族化(Vollständige Entrassung),被压制在一种以平均主义方式建构和塑造的一切存在者的机制之中”。[44]他接着说:
去种族化是各民族的自我疏离——是历史的丧失，也就是存有的决断领域的丧失。[45]
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两次使用了“去种族化”(Entrassung)一词,这是国家社会主义种族思想中最突出的用语。根据蒂埃里·费拉尔指出的含义,这个词在纳粹语义下实际上意味着:“由于一些外来因素影响,比如犹太人的出现,德意志人口中的日耳曼种族成分被逐渐削减。”[46]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反犹世界观中,去种族化不仅仅具有生物学意义,更是“精神的”,正如我们在国家督学弗里茨·芬克(Fritz Fink)接下来的言论中看到的,Stürmer出版社1937年出版的小册子质疑了人们认为的犹太人的思考和计算天赋:“犹太男人亵渎非犹太妇女和去种族化(Entrassung),并非唯独因为犹太血统决定的性欲。这更多是邪恶的思想和计算的流露。”[47]
海德格尔接着明确说这种“去种族化”威胁着“拥有自己原初历史力量的民族”,这些力量如“德意志特质”与“俄罗斯特质”(Deutschtum und Russentum)——他小心地将“俄罗斯特质”与布尔什维主义区分开,对他来说,后者是西方思想的灾难。(https://www.daowen.com)
我们初步评注和阅读笔记本得出的临时结论是什么?首先,要避免像彼得·特拉夫尼那样把犹太民族或“世界犹太民族”(Weltjudentum)与国家社会主义描述为海德格尔眼中的阴谋的对称且被相提并论的两个面。[48]实际上,特拉夫尼对纳粹和寻找自身本真本质的“纯粹德国人”的区分,并没能在写着有关本质或本真、纯粹的德意志根源的主题,并且将希特勒、海德格尔和国家社会主义者团结在一起的文本中看到。至于《黑色笔记本》的这位编辑在犹太民族和纳粹主义之间建立的对照关系,也并不更加符合海德格尔的言论。对海德格尔来说,阴谋有不能相提并论的不同面:有那些诡计多端的——被他看作诡计起源的犹太人和“世界犹太民族”,也有那些被操控的人,有时候是国家社会主义者自己,他们任凭自己掉进“阴谋”和算计的陷阱里。然而,事实上《黑色笔记本》仍旧满篇赞美海德格尔所称的“国家社会主义本质力量”,而且从他哀叹日耳曼民族的去种族化来看,他似乎远没有要断绝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关系。他嘲笑加引号的“平庸的国家社会主义者”[49],目的是拿来与一个“才智横溢的国家社会主义者”[50]对比,后者丝毫未被否认,相反地,因为以摧毁所谓的资产阶级精神和文化的能力阻止了“危险的运动资产阶级化”而受到赞赏[51]。更普遍地说,他害怕看到国家社会主义演变为“理性社会主义”。[52]另外,我们还看到,在一段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和哲学之间关系的决定性阐发中,海德格尔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一定有助于“采取一种全新的存在的根本立场”!
因而我们看到,国家社会主义与他所谓的存在和真理的联系对海德格尔来说十分关键。相反,“世界犹太民族”(Weltjudentum)则没有获得任何正面评价,被他等同于“从存在中将所有存在者连根拔起”。[53]这是最彻底的贬低。犹太民族每一次都同非本质、无根基/土地、无历史及无世界——简言之,就是无根的存在者——相提并论。因为不在“存在”之中,确切地说,犹太民族就不参与此在(Dasein)。从字面意义上说,犹太人并不存在。这样也就能理解他谈到犹太人时候为何要给生活一词打上引号。因此,海德格尔认为,在那种被觉察为对日耳曼性质的全面去种族化的威胁中,有一种对存在的彻底否定。这也就是为什么把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纳入他所谓的存在的历史看起来有问题。犹太民族或“世界犹太民族”,假如它表达了“从存在中”“连根拔起……”,实际上就不能属于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的历史,在这历史中永远找不到关于犹太民族的贡献的记载。在海德格尔与其国家社会主义者戮力同心的这场打击“世界犹太民族”的“看不见的战争”中,这个民族被他形容为“利用阴谋捏造‘历史’”的起源——历史一词被他加上了引号——它“以同样方式将所有主要人物玩弄于股掌之间”。[54]
海德格尔在二战中归于犹太人的角色更加可恶。他在1941年末这样写道:
世界犹太人，受德国放逐的移民煽动，到处都捉摸不定，以其施展的一切力量，在哪里都不必参与战争行动；相反，我们只能牺牲自己民族最优秀者的最优质鲜血。[55]
然而,当东部前线已经开始大规模灭绝欧洲犹太人时,日耳曼民族却被海德格尔塑造为英勇的受害者,不得不面对一个捉摸不定、看不见又到处部署力量的敌人而保卫自身。犹太人从此被直截了当地认定为敌人,尽管在这样一本笔记——海德格尔生前未出版的《黑色笔记本》——里秘密写下；而他1934年初作为长期目标提出的彻底消灭,如此一来就得到了正当性论证。
在接下来的“笔记本”中,按照同一精神,“犹太共同体”被海德格尔呈现为“西方的基督教时代,即形而上学时代的毁灭原则”。[56]然而,和笔记本的所有人西尔维奥·维尔塔[57]先前所言截然相反,我们现在发现,维尔塔家族长期持有的笔记本并不仅仅记于战后,而是从1942年就开始撰写。其内容中很能说明问题的一部分和“最终解决”处于同时期。在整个大战和1942—1944年消灭欧洲犹太人的背景下,再次将犹太共同体作为“毁灭原则”提出来,不仅缺乏理论依据,而且在为灭绝犹太人的政策作合法化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