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正式探讨希腊化时期三大学派的相关思想之前,先要讲讲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努斯鲍姆认为:“正是亚里士多德首先对伦理论证的一种治疗观念的潜力和限度提出了一个详细而系统的论述,陈述了这个类比所能做的工作和不能做的工作。”^[4]因而,对于以欲望的治疗为己任的希腊化时期的三大学派而言,梳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另外,努斯鲍姆在文中引入了一位假想的学生妮基狄昂,这个学生一心渴望学习如何过一种好生活,如何克服恐惧、怨恨和困惑,从而获得心灵的安宁,如何希望自己总是站在真理的一边,她“将依次出现在不同的哲学运动中,从中进行学习和请教,在每种情形中询问每个学派如何对她进行诊断和治疗,如何跟她说话,如何‘治愈’她”。^[5]

妮基狄昂首先来到了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吕克昂学园。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论证通过哲学讲座实施,它的目的是“用一种辩证的方式来澄清每个学生的伦理信念和回答”,即它有一个实践目标,回应的是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从而寻求“那个所有人都能分享的观点中最好的观点”,此观点不仅有益于学生个体能力的发展,也有益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成员的繁盛,而且两者之间是协调一致的。也就是说,在吕克昂学园,“妮基狄昂的哲学教育,通过促进她以前的生活可能并不鼓励的一种全面反思,就可以促进她与其他同胞的共同生活。这会让她在个人生活和政治互动中成为一个更善于做出选择的人”。^[6](https://www.daowen.com)

但亚里士多德的治疗观念仅限于伦理论证和哲学讲座,换言之,他强调理性的说理,而非强制性的惩戒,从医疗类比的角度来说,这样一种方式是不全面的。希腊化时期的思想家就是从此处入手对亚里士多德展开批判并加以超越的。他们指出,如果只用说理的方式,意味着亚里士多德招收的学生必须是有选择的,那就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有一定的实践经验的、从事一种政治职业的、具有良好教养及平衡的情感的男性,这样的人,才是合适的说理的对象。而儿童、妇女或精神失常之人,这些或是理性不全或是非理性的人们,“他们的状况所产生的不是论证,而仅仅是‘强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医治是某种形式的强制,是一种外在的因果干预。论证是一种其他的东西,一种看起来更加文雅、更具有自我管理且更为互惠的东西。前一种东西适合于年轻人以及(或者)在心理上严重失常的人们,后一种东西适于合情合理的成年人”。^[7]在这里,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认同通过伦理论证或者说理的方式来改变学生信念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只是医疗类比的一种形式,但此种形式确实把很大一部分人排除在外了。也正因为如此,妮基狄昂并不能光明正大地进入吕克昂学园,她不得不乔装打扮,她得女扮男装,她得装得很成熟,看起来已经有了一定的自我训练并且有稳定的生活模式和政治职业,对城邦的各种制度都有某种程度的第一手经验并且有经济基础和空闲时间到学园接受教育。如此苛刻的条件,对于实际生活在雅典的妮基狄昂而言,早晚有一天是会露馅的。而一旦她脱下那副精心准备、不可或缺的伪装,她的灵魂的疾病、她在公民经验方面的欠缺、她因为受到排斥而遭受的痛苦该怎么办?从这个意义上看,亚里士多德为了符合他的技术规范而甄选学生,确实“可以改善某些有教养的幸运儿”,“却几乎不能为改善现实世界中的不幸状况做出努力”,用一种比喻的说法,“如果医疗仅仅是把维生素给予健康人,仅仅是去设计不可实现的、理想的健康保险方案,那么它就名不符实了”。^[8]这也是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必须超越亚里士多德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