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的暴力与语言的堕落
但真的是这样吗?
亚里士多德对人类的高贵不是没有过犹疑,他说:“正如当人成就正义之时他是最善的动物,当他违背正义之时,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因为当有了武装支持,不正义到达最高程度；人类天生拥有的武装是为了(用作)审慎和德性,但这一武装却也很容易用在相反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德性,他就是最不神圣和最野蛮的动物,特别是在淫欲和贪食方面。”[8]这段话说明,亚里士多德已经意识到,人可以在道德上优越于动物,也可以比动物更加恶劣。换言之,人一旦暴力起来,野蛮和丑陋程度远超其他动物,这是很早就被发现了的一个现象。
然而,亚里士多德仍然只是想强调,城邦的生活对人作为人的重要性——脱离了城邦的伦理生活,人也不会变成与其他动物一样,而是会更加恶劣。归根到底,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对暴力的弃置,是人性的基本规定；而暴力,被认为是人性的反常。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对人类比动物更加暴力的一面有所意识,但并没有把它与人类的语言(政治)能力(人性)联系起来思考,而仅仅将这一过度暴力看成是政治的缺乏。然而,这种解释最多只能够说明人类如何变得与动物一样,但并不能说明人类如何能够比动物更加暴力。
将人类拥有的独特语言能力与人的过度暴力的一面之间联系起来的,是齐泽克(SlavojŽižek)。针对“语言就是暴力的反面,是和平的开始”这样的政治学,齐泽克问道:“假如事实正好相反,人类在暴力方面的能力胜过动物正是因为人类说话,又会怎样?正如黑格尔已经意识到的,在对事物的符号化之中存在某种暴力的东西,等同于它被玷污。……语言简单化了被指涉之物,将之贬低为某个单独的特征。它肢解事物,破坏它的有机统一,将它的局部和属性当成是自主的。”[9]
齐泽克对这一观点的具体展开是精神分析式的:语言让欲望突破界限,变成了一种溢出的和过剩的欲望；过剩的欲望产生过剩的攻击性,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过度暴力。这种暴力,乃是以语言这种人所独有的能力为基础。正是由于这样的过剩的欲望以及攻击性,人可以比动物更为暴力。[10]所以,人类的暴力与动物的暴力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动物的暴力来自自然的需求,自然需求的满足就是这种暴力的界限；而人类的暴力则来自虚构的欲望,虚构的欲望永不满足,伴随的暴力没有界限。换句话说,与自然界的其他动物相比,人类的暴力是“过度”。
抛开精神分析的术语,我们仍可以认为,这种暴力最简单的原理,存在于人类语言对事物的命名当中。命名并不仅仅是某物与某个信号(sign)的对应关系,而首先是如卡西尔(Ernst Cassirer)所说的“每一物都要有一个名称”这个普遍原理,它是从具体到普遍的飞跃。[11]我们通过语言层面的操作把事物纳入我们的意义世界当中,作为一个符号,而且必然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意义的符号。这个命名者,实际上就是规定了这个话语空间(意义世界)的权力—力量的化身,他必须是一个“主人”；这个规定的操作,也就是齐泽克所说的必然带有暴力的环节。齐泽克正确地指出:“言语的暴力并非次要的扭曲,而是每一种特定的人类暴力的最基本手段。”[12]根据齐泽克的观点,命名中的暴力,是最基础的暴力,当命名的操作背后有一个总体性的、封闭的意义世界——其封闭乃是由于拉康所说的主人能指的“缝合”操作(缝合为一个封闭的整体)。也就是说,为了规定出一个话语空间,事物本身必须被肢解、阉割和片面化,否则它就无法被主人的权力整合到意义世界中。(https://www.daowen.com)
当这一暴力被实施在动物身上,正如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我所是的动物》一文中所说:“在非人类中……存在着一种其他生物的巨大的复多性,这些生物用任何方式都不能被同质化于被称为普遍的动物或动物性的类别之中,除非用暴力和故意的无知的方式。”[13]在这样的暴力之下,不同的动物之间,以及同一种动物的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都被一笔勾销了。这一“人类中心幻想”传统,穿透了千年的西方思想史,即便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这样的西方文化彻底的反思者身上也不能避免。约翰·格雷(John Gray)批判道:“海德格尔不论观察什么事物,都是把它与人类的关系作为视角。相对于动物与人类的差别,动物之间的差别毫无意义。软体动物和老鼠是相同的,蝙蝠和大猩猩也如此,獾与狼无异于螃蟹和飞虫。”[14]这难道只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失误?或者仅仅是无知或者审慎不足吗?德里达并不这么认为,他的判断是:“所有非人类的生命与动物的普遍一般的类别相混乱,不是一个简单背离严谨思考、警惕、清晰或经验主义的权威的过失,而且是一个罪行。”[15]在德里达这里,我们也可以找到从语言哲学批判到一种道德话语的过渡,并且与动物问题紧密关联。
命名暴力的另一个结果是,在人类的世界中,符号逐渐代替了更原始的图像和象征。图像—象征与符号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图像—象征只是人对自然的模仿,人通过模仿自然的某些局部来与自然打交道,但是这个图像—象征背后还有一个对自然的总体的无限性的意识；符号是人自己构造出来的,一个意义世界,把自然的总体的无限性隔绝在外。这个环节可以被看作是人的语言真正脱离了动物的“声音”的关键,也是让人成为人的关键。赫拉利对这个转变有一个通俗说明:人从“啊!那边有只狮子,快逃!”(作为一种信号),进展到“啊!狮子是我们部落的守护神!”(作为一种符号)。[16]这是一个必须严肃对待的人类特质,符号没有办法被还原为信号,正如文化无法还原为物理现象。
在卡西尔的符号现象学,以及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的“启蒙辩证法”那里,对这个转变都有肯定的成分,认为人类的文化创造就从这里开始。然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基于其神学视野给出了一个相当负面的评价:语言的堕落。这与德里达关于“罪行”的判断如出一辙。在《论语言本身与人类语言》(On Language as Such and on the Language of Man)一文中,本雅明本来对“命名”有高度的肯定,他认为万物命名是上帝赋予人类的使命,根本上人类乃是“命名者”,其语言即是命名语言。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本雅明对人类语言的“命名”特质所持有的肯定态度是基于“造物—人—神”的恰当关系:万物以无声的语言向人类传达自身,而人类以命名的方式向上帝传达自身。一种恰当的、未堕落的“命名”语言,首先基于对万物之无声、无名的表达的“倾听”。万物无声的语言表达,指的是其除了声音之外的呈现方式,比如形象等。人类语言之命名操作,也被本雅明称为翻译:将“无声”翻译成“有声”,将“无名”翻译成“有名”。[17]在这种原始的、崇高的命名中,人类传达了自身的精神,实现了自身的使命,固然是非暴力的。不但对万物没有施加暴力,而且还让无声的万物之精神得到了有声的直接表达,这是人类语言的内容根基。因此,堕落之前,人类的语言还不是虚构和空洞的符号。
然而,人类语言并没有持守住与万物、上帝的恰当系,正如人也并没有一直生活在伊甸园里。人类犯罪、进入尘世历史、语言堕落,才是历史的真实展开,这一点,我们只能回溯性地认识到——也就是说,只能接受。
本雅明所说的语言的堕落,不仅仅是符号代替了更原始的图像和象征,而且是语言变成纯粹的工具——或者说,人生进入了一种存在方式,其核心特点就是任意使用和奴役语言。语言的工具化,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索绪尔的语言观:语言是符号之间任意组合的系统,符号与指称也是任意的组合,甚至可以变动、转移为虚构的空谈。本雅明试图表明,语言本来不是任意的,而是堕落为任意的,语言堕落为空洞的符号,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即是人类世俗历史的起源。根据本雅明的说法,人类语言脱离了其根基(具体事物的表达的直接性),成为碎片般的符号,这就不再是对万物语言的翻译,而转变为虚构的、间接的和无根的语言,并伴随着“过度命名”(Overname)的现象。[18]于是,语言的败坏又导向对万物的奴役。[19]或者说,以“过度命名”的方式,语言的堕落为人类对其他造物的抽象、阉割和操纵等暴力倾向提供了基础。在此意义上,语言的堕落与人的堕落是同一件事,都指向人类堕落之中所带有的深层过度暴力。
确实,在人类历史开启之后,比如在巴别塔神话中,语言往往只是一种协作的工具,再无其他；它甚至可以被用来反对上帝。但至此我们仍然没有说明,语言为什么同时也是权力统治的暴力工具,意识形态的暴力工具。为了说清这一点,我们必须从语言的哲学—神学批判转向权力批判和政治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