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 正式研究阶段的研究对象
在选择正式研究对象时,研究者一直比较困惑.一位在另一导师门下访学的朋友建议:“你为什么不访谈李敏?”在朋友的介绍下,她终于在2017年12月13日第一次见到李敏,当时是在图书馆的休息室.和李敏交谈过程中,研究者发现她所在学校属于“211工程”高校,在学校改革政策下,作为一名普通的英语专业教师,由于科研薄弱和没有博士学位,她经历了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研究者觉得李敏的故事更具有典型性.后来和她保持长达一年多的联系,甚至在她访学结束之后,仍然保持密切联系。
表4－2 先导性研究中研究对象的个人信息
接下来寻找研究对象的过程并不顺利.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为研究者带来了启发。
有一次她去听美国德州农工大学Cheryl J.Craig教授的讲座,她是教育叙事探究的第三代创始人.在讲座结束后,研究者向Craig教授问了一个问题:“您选择研究对象的标准是什么”?她回答:“我一般选择经历丰富的人,你首先要知道这个人有丰富的经历,有故事,然后再去访谈他/她”.她的回答让研究者豁然开朗,让她意识到对研究对象有一个基本了解非常重要,同时研究对象的选择要服务于研究问题的回答,即:要找到“关键信息人”.这证实了“目的性抽样”的原则,即抽取那些能够为研究问题提供最大信息量的人或事(Patton,1990)。
本着“目的性抽样”的原则,研究者继续寻找研究对象.在排除了一系列不合适的研究对象后,她遇到了宋兰和张玲.她和两人认识已有多年.而且,目前两人都事业有成,有着较为丰富地人生阅历和教学、科研经历.当研究者发出邀请时,她们都愉快地答应了.因此,研究者采取目的性抽样中的“典型个案抽样”策略,选择那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个案(陈向明,2000,p.107).最终,研究者确定了正式研究中的三名研究对象:张玲、李敏和宋兰.她们的个人信息,如表4－3所示。
在选择研究对象的过程中,研究者并没有选择男性教师.她曾经访谈过多名男性教师.但是,在访谈过程中,她发现男性教师比较理性,更倾向于比较客观地就事论事,不喜欢过多谈论自己的内心感受.比如:有的男性教师会更多地谈“我周围的同事怎么样,他们对一个问题有什么反映”.Boler(1999)认为:情感问题通常与女性或女权主义哲学相关,因此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这些问题不被认为是有价值和有效的研究.中国是一个提倡男女平等的国家.但是,传统的思想可能仍然会对人们产生影响.当然,也不能以偏概全.但是,由于研究者个人的时间、精力以及可接触的人的范围有限,所以最终选择的研究对象都是女性。
另外,三名研究对象年龄并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比如:可以选择“60后”、“70后”、“80后”.其中两名研究对象张玲和宋兰都是博士、副教授和硕士生导师,没有显示学历和职称的差别,而且有着相似的海外访学经历.但是,三名研究对象最大差异体现在:教授的课程和授课对象上.张玲是一名以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为授课对象的商务英语教师,李敏是一名以英语专业学生为授课对象的综合英语教师,宋兰是一名以成人教育学生为授课对象的英语专业教师.不同的课程、不同的授课对象,教师的教学实践经历也会不同,因而会对教师身份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另外,三名研究对象所在学校的类型不同,分别是理工类大学、“双一流”综合类大学,“双一流”语言类大学,不同类型的高校会有不同的学校文化,也会对教师身份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除此之外,研究者认为:每名研究对象作为一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经历和个性特征,这体现了最大差异性。
表4－3 正式研究中研究对象的个人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