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性别、学历与婚姻状态的辅导员职业韧性特点
运用《辅导员职业韧性量表》，从性别（男、女）、学历（本科及以下、硕士及以上）、婚姻状态（已婚、单身）等三个人口学变量，对总测验及八个分量表进行多元方差分析。表4－4是用多元方差分析对设定的模型中各因素变量总体检验结果。
表4－4 多变量检验结果
表中数据是Wilks’Lambda（∧）值检验结果，在四种多变量统计检验方法中，Wilks’Lambda最具强韧性，且使用的时间也较久，是最常用的方法。Wilks∧值介于0—1之间，Wilks∧越小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果越容易达到显著，表中的F值，是由Wilks∧换算得来的，F值越大，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果越容易达到显著。从上表结果可见，设定的模型中包括三个变量：性别、学历与婚姻状态，这三个变量对各个职业韧性特征均有显著的影响（p＜0.05）。而且，学历与婚姻状态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具有统计学意义[3]。表4－5是辅导员职业韧性测验8个分量表分数及总分数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结果。
表4－5 多元方差分析之性别组间效应检验结果（F）
注：＊＊＊p＜0.001、＊＊p＜0.01、＊p＜0.05。
上表是关于辅导员的职业韧性特征在性别上的效应检验结果。由此可知，男、女辅导员在PC－A（个体情绪特征）、PC－C（个体认知特征）、IR（应对压力的初始反应）、OSR（社会性支持与资源）等四个韧性特征上有显著差异。结合均值大小（见表4－6）来看，男辅导员在面对重要的职业逆境／压力时，他们的应对初始反应要显著低于女辅导员。就韧性资源而言，男辅导员拥有更明显的情绪韧性特征和行为韧性特征，但在社会支持的获得和利用上，则明显不如女辅导员。除了这四个韧性因素之外，在其他的韧性分量表得分上，两性辅导员没有统计学差异，这种情况在职业韧性的总分上亦然。
结合辅导员职业韧性的总体发展水平与人口学差异来看，辅导员在面对重要的职业压力事件时，所获取的社会支持资源的可利用程度较高，这点与李琼、吴丹丹对北京市455名中小学教师心理韧性的研究结果一致。后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来自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同事的信任，这种支持性工作条件能显著促进教师的心理韧性水平。
表4－6 男女辅导员在职业韧性分量表及总测验上的均值（标准差）
由于学历与婚姻状态对职业韧性特征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Wilks∧=0.979，F=2.793，P＜0.01），因此，单纯研究某个自变量的作用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分别在一个自变量的不同水平上研究另一个自变量的作用大小。也就是说，应该在学历的本专科水平与研究生水平上，分别来分析婚姻状态对职业韧性的影响作用；同时在已婚和单身这两个婚姻状态水平上，分别来分析学历对职业韧性的影响意义。简言之，当学历与婚姻状态存在交互作用时，需要对这两个自变量的单纯主要效果进行比较分析。
从表4－7的数据可见，对本专科学历的辅导员而言，婚姻状态仅对职业韧性的社会支持资源（OSR）分量表得分有显著影响，结合均值大小可获知，该群体中的已婚辅导员在经历职业逆境时，可利用的社会性支持资源要显著少于单身辅导员；而在研究生学历的辅导员群体中，婚姻状态不同，在职业韧性的六个分量表（包括个体情绪特征PC－A、个体行为特征PC－B、个体认知特征PC－C、压力应对的初始反应IR、社会支持资源OSR、行为自我调节过程SRP－B）及总测验的得分上均有显著差异。
结合均值大小可获知，该群体中的已婚辅导员在经历职业逆境时，他们的初始反应水平明显高于未婚辅导员群体，而且在五种韧性资源上的得分也显著低于单身辅导员群体，导致在职业韧性测验的总分上具有统计差异。
表4－7 不同学历水平的辅导员在婚姻状态上的职业韧性差异分析（均值±标准差）
注：本表仅摘录具有差异显著性（*p＜0.05，**p＜0.01，***p＜0.001）的韧性条目
从表4－8的数据可见，对单身辅导员而言，学历不同，其职业韧性的个体行为特征PC－B、个体认知特征PC－C、压力应对的初始反应IR三个分量表的得分，以及总测验分数存在显著差异。结合均值大小可获知，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单身辅导员在经历职业逆境时，其应激性初始反应水平明显高于本专科学历的辅导员，而且在PC－B、PC－C这两种韧性资产上的得分和韧性测验的总分上亦显著高于本专科学历的辅导员；对已婚辅导员而言，学历对职业韧性特征的影响效应均不显著。
表4－8 不同婚姻状态的辅导员在学历水平上的职业韧性差异分析（均值±标准差）
注：本表仅摘录具有差异显著性（*p＜0.05，**p＜0.01，***p＜0.001）的韧性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