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印度法

在祭司支配阶层将整个生活领域全都置于其仪式主义的规制之下，并且广泛地控制住整体法律之处，景象即幡然改观，这样的地方，特别是印度。理论上，那儿的整体法律都包含在法经（Dharma-sûtras）里[28]。因此，纯粹世俗的法律建构，仅止于各个职业身份——诸如商人、手工业者——相关的特别法的发展。各个职业团体和种姓拥有自行制定自身的法律的权利，换言之，自发性法律破除普通法（Willkür bricht Landrecht）的命题[29]，从来未有人怀疑过，而且几乎所有实际妥当的世俗法都是出自此一来源。此种法律实际上涵盖了世俗生活关系大部分的领域，不过却不是祭司的教义和哲学学派的理论所关心的对象，更不是他们职业性钻研的对象。所以，此种世俗法根本欠缺理性化，而且尽管实际上对宗教规范表现出相当漠不关心的态度，但由于宗教规范在理论上具有绝对的强制力，因此当世俗法与宗教规范有所抵触时，世俗法亦无妥当性的确实保障。

印度的法发现呈现出巫术性要素与理性要素的一种独特形态的混合——一方面对应于宗教信仰的性格，另一方面对应于神权政治—家父长制的生活规制。法律程序的形式主义大致上并不多见；法庭亦无司法集会人团体的那种性格；国王受制于上级法官的判决，以及判决必须有俗人陪审的规定（在古老的法源里为商人与书记，新的法源里则为行会师傅与书记），都是理性秩序的来源。身份团体的自律性立法权实与私人仲裁法庭的重要性相对应。然而另一方面，从身份团体的正规法庭上诉到官方法庭，原则上是被许可的。证明手段现今根本上是理性的，亦即诉诸证书与证人。当无法借着理性的证明来澄清事实时，神判被加以保留，但此时神判仍维持其原有的纯粹巫术性意涵，尤其是宣誓，须有一段等待自我诅咒结果出现的时期。同样的，巫术性的强制执行手段（譬如债权人饿死在债务人家门口的办法），和官方执行判决及合法化的自力救济，并行不悖。在刑法里，宗教法与世俗法保持相当彻底的二元主义；不过，两者相融合的倾向亦有所发展，并且，整体而言，宗教法与世俗法实际上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掩盖了昔日雅利安法律的遗制，然而，此一统一体本身又再度为各团体自律的裁判、尤其是种姓的裁判所破坏，后者所利用的是所有的强制手段中最为有效的一种，即逐出种姓[30]。(https://www.daowen.com)

在佛教成为国教的地区（斯里兰卡、中南半岛，特别是柬埔寨、缅甸），佛教伦理对于立法的影响也非同小可。此种影响表现于夫妻平权（姻族继承权、夫妻共同财产制）、为护守双亲于彼岸的命运之孝道（继承人要对双亲的债务负责亦由此而来）、法律的信念伦理的强化、奴隶的保护、刑法的温和（反之，政治性的刑法往往极为残酷）、以及品行端正的保证等等。然而，佛教被相对化的现世伦理，一方面如此高度地着重精神意态，另一方面又那么彻底地重视仪式主义的形式主义，难以形成一种作为特殊教理之对象的真正的神圣“法律”。即使如此，具有印度教色彩的法书文献还是发展出来了，缅甸也因此得以在1875年公布“佛教法”为官方法律——一部源始于印度教而以佛教整饰风貌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