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的类型，自然法与自由权

自然法公理（Naturrechtsaxiome）可分为各种不同类型，在此我们只考察那些与经济秩序有密切关系的类型。实定法的自然法正当性，可能主要是与形式条件相关联，或主要是与实质条件相关联。其间的区别不过是程度的问题，因为，完全纯形式的自然法根本不可能存在：若真有那样一种自然法，则无异于毫无内容的一般法律概念。然而，形式与实质上的区别还是很重要的。

前一种里最纯粹的类型是，17与18世纪时在上述影响下才成立的自然法：特别是以“契约理论”之姿出现，尤其是以此一理论的个人主义的形态出现。（据此理论），所有正当的法皆奠基于制定（Satzung），而制定本身终归是奠基于理性的赞同。所谓赞同，要不是意味着，第一，实际上，源于自由的个人的真正原始契约，此一原始契约亦将规律将来制定新法的方式；或者就意味着，第二，理念上，唯有这样的法才是正当的，亦即其内容不会背离通过自由同意所订立的理性秩序的概念。“自由权”正是这样一种自然法的构成要素，尤其是契约的自由。根据自由意志的理性契约——作为所有结合体关系（包括国家）的真正历史基础，或者至少作为价值判断的规制基准——是自然法建构的普遍性形式原则之一。因此，这样的自然法，和所有形式的自然法一样，其基础莫不在于：根据目的契约而正当取得的权利体系，以及——只要是关系到经济性财货的话——通过所有权的充分发展所建立起来的经济性共识共同体（Einverständnisgemeinschaft）。借着与世界上所有人定立的理性契约（原始契约）或与其他个人之间的理性契约而正当取得的所有权，以及处分此一所有权的自由，换言之，原则上自由的竞争，亦属自然法不证自明的构成要素。

因此，契约的自由唯有在以下情况里，才有形式的限制，亦即当契约与共同体行为——无论是牵涉到个人私下的协议，或牵涉到团体机关的机构间的行为及其成员的顺服——不得违反将其正当化的自然法，也就是不得侵犯不受时效约束的、永久的自由权。没有人能够有效地使自己沦落于政治或私法上的奴隶状态。至于其余，则没有任何制定法能够有效地限制个人自由地处分其财产或劳动力。因此，任何依据法律而施行的“劳工保护”，亦即对“自由的”劳动契约的某些特定内容加以禁止的任何措施，都是对自由契约的干涉。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直到最近都还坚持，依照宪法的自然法的前言[11]，这样的规定即使纯就形式而言，依旧是无效的。(https://www.daowen.com)

另一方面，就自然法而言，什么是正当的？评断的实质基准是“自然”与“理性”（Vernunft）。这两者，被认为是二而一的，从而由两者推导出的诸规则，亦即事象的普遍规则与普遍妥当的规范，也是一致的：根据人类“理性”所作的认识，与“事物之自然”（Natur der Sache）——用现在流行的说法为“事情的逻辑”（Logik der Dinge）——彼此一致；应然被视同为实然——事实上普遍均衡的存在；诸概念，法的概念或伦理的概念，经逻辑加工后所得出的“规范”，就像“自然法则”（Naturgesetze）一样，皆属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此种规则“即使是上帝也无法改变”，并且法秩序亦不得试图加以违抗。以此，打个比方，货币当中，唯一能和事物之自然及既得权利的正当性原则相对应的，只有通过自由的财货交换而达到货币机能者，亦即金属货币。因此，到了19世纪仍时而有些狂迷份子主张，法秩序有自然法的义务要这么做：宁可国家分裂崩溃，也不可以让纸币“人为”创造的不正当玷污了法的正当存在。因为，对正当的法的侵害，便是“国家”概念的毁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