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古欧洲的差异

古代门阀城市里，phylai，phratriai或氏族的数目皆呈定型化，这是其与中古门阀城市最显著相异之处。这点说明了古代城市的这些组织皆源自军事与宗教的单位。古代城市原本就是以战士之定居共同体的形式崛起的，上述的划分即因此而来，正如日耳曼人的“百人团”（Hundertschaft）亦可从军事团体之定居这一点来理解。古代与中古门阀城市结构性的差异，正是由于古代城市的此一起源，稍后我们将再论及。城市兴起的环境如有不同，其结果自然有异。中古的城市崛起于巨大的家产制大陆国家之内，且与此一国家的政治权力相抗衡，反之，古代的城市则立足于沿海地区，而与农人及未开化民族为邻；古代城市源起于城市王制，中古城市则从对封建性或主教性质之城市领主的斗争中崛起。

尽管有如许差异，一旦政治条件有类似之处，两个时期的城市发展在形式上则亦有其相似性。我们即曾目睹威尼斯的城市君主——一度曾经是真正的、王朝性与家产制性格的君主——如何被禁止指派共同执政者以及最后如何从一个总督（doge）转化成一个贵族团体的首长，换言之，即转变成一个官职持有者。在古代世界，类似的发展则是从城市王制转变成一年任期的政务官制。同样的，在上古初期，指定共同执政者的意义也相当重要，蒙森（Mommsen）曾特别强调过此点[58]。下述一些现象即可说明这一点：（1）罗马摄政王（interrex）所扮演的角色[59]；（2）早期制度的残余，亦即由在职者来指定继承人与同僚的习惯，例如由执政官来指派狄克推多（dictator）[60]，由前任者来核定继任者的资格并负责选拔——这些都被视为一个妥当任命的先决条件；（3）至于罗马共同体大会在选拔官吏时所扮演的角色，最初只限于欢呼赞成，稍后则为一种有限度的选择——在政务官提名或（稍后转变为）认可的候选人之中来选择。不过在希腊，从城市王制发展为一个在贵族控制之下的任期一年的政务官制，与威尼斯模式之间的差异，在形式上要远大于威尼斯与罗马之间的差异。再者，中古欧洲其他城市制度的发展，与威尼斯亦有显著差异。

贵族支配制全面发展的结果则是，不管在哪儿，见之于荷马史诗里的老人会议（由不再适合服兵役的老人所组成）皆为贵族门阀会议所取代。这可能是个门阀首长的会议，例如罗马早期由城市贵族所构成的元老院、斯巴达的“长老”（gerochoi，亦即那些可以收受其隶属民表示敬意之礼的人）会议以及阿提喀（雅典）原先的“代表”（prytan，由组成“naucrary”的氏族选举产生[61]）会议。中世纪亦曾有过此一阶段，只是不如古代那么彻底地规格化，这主要是因为氏族在古代世界具有宗教上的重要意义。要不然就是由卸任官员所组成的会议，例如雅典的“元老会议”（Areopagus）[62]，以及进入历史时期的罗马元老院。中古时期亦有类似现象，只是并不明显，其形式是准许卸任的市长与市议员列席市政会议。古代政务官（即使是已退休的）一职所具有的军事与宗教的性格，其意义远比中古城市的官员要来得强烈得多。然而，在这两个时期，权力与官职实际上一直都掌握在少数相互竞争的门阀手中，有时则是单一个门阀掌控一切，例如在巴奇阿德家族（Bacchiadae）支配时期的科林斯（Corinth）[63]。包括中世纪在内，曾经在门阀城市里担任过官职的人永远是极少数，这点可说是所有望族支配体制下的共通特征。只要贵族的支配至少在实质上维持住，例如在罗马，情况就会一直如此。(https://www.daowen.com)

中古与上古时期的门阀支配还有其他的类似之处。贵族之间的械斗，失败者的被流放及其以武力的强行归来，还有不同城市间骑士阶层的战争（例如上古时期的勒拉丁之战[64]），所有这些都是上古与中古时期司空见惯的现象。同样的，在这两个时期，乡村地区皆无权利可言。而且，只要力所能及，古代城市与中古城市一样都会迫使其他城市臣属于己，例如斯巴达人所控制的perioikoi居住地[65]与后来由“总督”（harmost）[66]所统治的城市，以及臣属于雅典及罗马的许多城市，所有这些与威尼斯的属地（terra ferma）、佛罗伦萨、热那亚及其他城市所征服并派遣官吏统治的城市，皆有类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