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康乐　简惠美

本书原为韦伯《经济与社会》一书第二卷第九章“支配社会学”的第七节。原标题为：“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以与前六节所讨论的“正当性的支配”作一对比。由于篇幅关系，我们将前六节列入《支配社会学》一书，此节则单独成为本书。(https://www.daowen.com)

所谓“非正当性的支配”，可参照韦伯如下的说明。韦伯认为“即使是那些（所谓的）‘自由’共同体，也就是已经完全排除了君主的权力，或者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君主的权力，而由其成员在政治上自行建构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也必须有专门为此一团体致力工作的人，亦即有以政治为主业的职业政治家，并且也必设置出其得以专注的机构（Apparat），更遑论其他种类的团体。因为“所谓这种共同体是‘自由的’，意思不是说这种团体可以免于武力强权的支配；这里‘自由’之意，是说由传统来正当化（在大部分的例子中，在宗教的方式下被神圣化）为一切权威之不二来源的君主权力，已经看不到了。在历史上，这类共同体的起源温床仅见于西方。它们的萌芽，是作为一个政治团体的城市，也就是城市在地中海文化圈首次出现时的那种形态”（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S.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