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市议会门阀与手工业行会的支配

北欧城市发展的条件与英国及意大利皆有所不同。在某些例子里，此一地区门阀的兴起乃基于身份与经济地位的差异，这种差异早在市民团体成立时即已存在。即使是新建立的城市亦如此：弗莱堡的24名“市场誓约者”从一开始即享有租税特权，并担任城市的执政官。不过，在大多数新建立的城市里（包括许多北欧沿海城市，它们本质上较倾向商人金权政治），市议员资格的正式限定在某些家族，还是逐渐发展完成的。这种资格限定的过程，典型而言可有下列数种：（1）现任市议员有推荐继任人选的权利；（2）在选择继任人选时，经常会习惯性地遵从现任市议员的建议；（3）或者仅只是基于候选人的社会分量；（4）客观上在市议会里需要一些有经验的人。这些因素最终则导致实际上由现任议员来遴选继任人选，换言之，也就是将市议会交到一个由少数特权家族所构成的封闭性的团体手中。即使是在现代，类似的现象还是很容易发生：例如汉堡议会成员的选任最近即偶尔有此倾向，虽然市民的确拥有选举议员的权利。此处我们无法细谈。不管怎么说，上述这种倾向到处皆有，唯一的差别仅在于它们落实到法律条文上的程度如何罢了。

独占议会席位的门阀家族，不管哪儿都可以很容易地维持此一局面，只要他们与被排除在外的其他市民之间没有强烈的利害冲突即可。不过这种冲突一旦浮现，或者是这些市民的自我评价——由于财富与教育的提升——增高，以及他们从事行政工作的（经济上的）余暇已增加到他们再也无法接受被排除于权力之外的这样一种观念的程度时，新的革命即迫在眉睫。革命的担纲者仍然是市民的誓约联盟，不过在此联盟背后则为手工业行会，两者且曾一度完全合一。在涉及此一时代的讨论时，我们得小心，不要认为“手工业行会”主要指的就是由手工业劳动者组成的“职工行会”，或者根本就将两者视为一物。反抗门阀家族的运动在其最早阶段，绝非一个由职工主谋发起的运动，只有在后续的过程中（稍后会论及），职工才扮演了一个独立的角色。在早期，他们几乎一直都在非职工“行会”的领导之下。“行会”革命的成果大小不一，在最彻底的例子里（稍后会论及），会出现一个完全由行会代表所组成的市议会，完整的市民资格也与行会的成员资格合而为一。(https://www.daowen.com)

只有“行会”的崛起，才意味着“市民”阶级——就此一名词的经济意义而言——实际掌握了支配权，或至少是广泛地参与了支配。不管行会的支配（Zunftherrschaft）是否稳固确立，此一现象倒是符合当时城市对外势力发展达于巅峰且对内取得最大的政治独立的实际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