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上古的氏族卡理斯玛王制

上述这种“民主的”发展与西洋古代城市的命运比较起来，其相似的程度令人瞩目。大部分的古代城市在早期一大约公元前7世纪开始——也曾经历过类似中古时期的“贵族城市”的阶段，而在稍后则出现伴随着民主制之发展（或至少是此一倾向）的政治力与经济力的昂扬向上。尽管古代城邦与中古城市兴起的历史背景截然不同，这些相似性的确存在。接下来我们即先比较古代的门阀城市与中古的门阀城市。

希腊本土的迈锡尼文化[23]，至少在第伦斯（Tiryns）与迈锡尼一带者，采用的应当是一种带有近东色彩的基于劳役制度的家产王权制，虽然其规模比起近东的要小得多。其建筑物规模之庞大，在上古黄金时代以前尚属仅见，这么庞大的建筑物若非依赖子民大量的强制劳役，是没有可能完成的。在当时希腊文化接近近东的边疆地区，亦即塞浦路斯（Cyprus），似乎存在着一个类似埃及模式的行政体系，有书记从事文书记录与计算的工作，换言之，即一个家产官僚制之下的仓储管理制度。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即使是古典黄金时代的雅典，其行政几乎仍然依赖口头传达，而没有文书记录。上述的书记制度以及实际上整个奠基于强制劳役的文化体系，稍后即完全消失无踪。

在《伊利亚特》的舰队名单里，记载着统治广大领土的世袭君主，每个君主都拥有几个——有时甚至是不可胜计的——聚落，这些聚落有许多后来皆成为著名的城市，不过在当时仅仅是些城堡[24]，像阿伽门农（Agamemnon）那样的一个大君主还可以把其中一些当作采邑送给阿喀琉斯（Achilles）。在特洛伊有一些出身贵族的老人，由于年老得免服兵役，他们扮演国王顾问的角色。赫克特被视为特洛伊人的战争君主，至于普利安（Priam，赫克特之父，特洛伊王）则负责缔结和约。史诗中只有一次提及文书数据，这实际上可能只是种记号，而非真正的文书。不管怎么说，史诗中所描述的各种情况已排除了一个基于强制劳役的行政体系以及家产制王权存在的可能性。

荷马史诗里的王权是基于一种氏族卡理斯玛。然而史诗也叙述一个非特洛伊出身的人，埃涅阿斯（Aeneas），希望能获得普利安的王位（如果他能杀死阿喀琉斯的话[25]），因为王位在当时仅被视为一种“品位”，而非财产。国王是军队的指挥，与贵族一起负责司法审判，代表国人与神祗或外人打交道，并领有一块特别的王畿。然而他的权力——尤其是见之《奥德赛》的——基本上可说只是种首长的权力，基于个人的影响力，而非制度化的权威。同样的，对贵族而言，出征——通常是海上的出征——常带有武士（领导者及其扈从）冒险的性格，而非军事征集：奥德修斯（Odysseus）的扈从称为“hetairoi”[26]，就跟后来马其顿国王的扈从一样。国王长年不在也不被视为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奥德修斯在特洛伊征战时，伊萨卡（Ithaca）根本就没有国王；他将家室托付给门托（Mentor），然而门托并不能分享王室的尊严。军队皆为骑兵，战役的胜败取决于个人的单打独斗，步兵则毫无重要性可言。

在荷马史诗里某些地方，曾提到一种城市的政治性的“市场”（agora）。伊斯马罗（Ismaro）虽被称为“城市”（polis），其实很可能只是个“城堡”，然而不管怎么说，它并非一个个人的城堡，而是属于西科奈（Ciconians）一族的[27]。在描述阿喀琉斯盾牌上图画的一段话里，拥有财富及军事力量的氏族的长老坐在市场里主持审判；群众则像日耳曼的司法集会人一样围绕在旁，为当事两造的辩论喝彩[28]。特勒马卡斯（Telemachos）的控诉也是在宣报官的指导下，由拥有武装力量的望族在市场中讨论的[29]。(https://www.daowen.com)

根据史诗所述，包括国王在内的贵族皆拥有土地与船只，驾着马车上战场。不过只有那些住在城里者，才拥有权力。拉厄特斯（Laertes）王住在乡间别墅，意味着他已退休[30]。出身贵族的子弟以扈从（hetairoi）的身份跟随一个英雄——在《奥德赛》的例子里则为王子——冒险犯难，就像早期日耳曼的部落一样。腓埃基人（Phaaken）的贵族坚持民众必须跟他们一起分摊赠送给客人的礼物费用[31]。荷马的史诗里并没有明言所有的农村居民皆为隶属民或是城市贵族的奴隶，不过他也没提到过自由农民。史诗中对瑟赛蒂兹（Thersites）此一角色的描述，不管怎么说，都证明了即使是个普通的不驾马车上战场的杂役者，有时也敢出言反对其君主，只是这种态度毕竟会被认为是不逊的[32]。另一方面，即使是国王也得自行操作家务，制作寝床，耕种菜园。他的战友也得自行划桨。购买来的奴隶则希望能有自己的一块份地，他们与拥有份地的隶属民之间的区别，此时尚不明显，尽管在后来罗马时期的区分相当严格。其间的关系是家父长制的：日常的需求皆由家计来满足。希腊人的船主要用于海上劫掠，他们介入贸易仅是消极性的，当时真正积极的贸易的担纲者还是腓尼基人。

除了“市场”与贵族的城居性格，还有另外两个现象亦极为重要。其一为“竞技”（agon）的制度，稍后则支配了希腊人的整个生活。此一制度自然是源自骑士的荣誉观念以及年轻人在操场的军事训练。出之以一种有组织的形式则首见之于战争英雄——普特洛克勒斯（Patroklos）——的葬礼上[33]。此一制度早在荷马时代即已支配了贵族的生活样式。另外一个重要的现象则为一种完全无约束的——虽然带有某种程度的敬畏之心（deisidaimonia）——与神祗的关系，史诗中对此问题的处理，日后倒是给柏拉图带来不少的麻烦[34]。这种属于英雄社会的缺乏宗教性敬畏之心的现象，只能出现在移民时期（尤其是海外移民），换言之，也就是当人们已迁移到远离古老神殿与祖先坟墓的地区时的现象。

虽然荷马的史诗里看不到历史上门阀城市的贵族骑士军队，值得注意的是他似乎确曾提及重装步兵的战斗，尽管重装步兵——将步兵以队伍的方式有纪律地编组起来——的出现是远为晚起的事：史诗中所保留的、各个不同时代的痕迹可为明证。

在僭主制出现之前的历史时期，可说是个氏族卡理斯玛王制的阶段，不过除了斯巴达与其他少数一些例子外（例如昔兰尼），我们只能从某些制度的残余与传统上略窥一斑，例如希腊的大部分城市、伊特鲁里亚（Etruria，意大利西部古国）、拉丁姆（Latium）与罗马。这种具有宗教性权威的氏族卡理斯玛王制几乎都只局限于一个单一的城市，对贵族通常也只拥有某种荣誉性的特权（斯巴达与罗马的传统算是个例外），实际上，贵族有时也被称为“王者”。前述昔兰尼的例子也说明了国王的权力基础及其财富同样来自中介贸易，不管他是自营还是利用对贸易的控制与保护而从中抽取规费。国王的独占权发生动摇，极可能是由于骑士战术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贵族的军事独立性（他们拥有自己的战车、扈从以及船只）；尤其是在近东诸大帝国——例如埃及与赫梯（Hittite）——崩溃之后（大约公元前1200年），而其他强大王权——例如吕底亚（Lydia）——又尚未兴起之际，换言之，也就是近东实施贸易独占与强制劳役的国家瓦解之后（迈锡尼诸国与这些国家曾有接触，其文化可说是这些国家的一个缩小版）。或许也正是王权此一经济基础的瓦解，才使得所谓的“多利安人（Dorians）大迁徙”[35]成为可能。这个时期同时也开始了海上骑士往小亚细亚沿岸的移民，在荷马的史诗里尚不见有任何希腊人在小亚细亚的殖民地，也没有任何强大的政治团体存在。希腊人积极地介入商业亦始于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