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支配的本质

城市中所有的地主——而不仅是居领导地位的望族——都必须参加誓约共同体，在此原则下，市民大会（意大利称为“parlamentum”）乃被公认为共同体的最高主权机关。尽管实际上支配权完全掌握在望族手中（尤其是在早期阶段），形式上通常总还是维持着这种主权在民的观念。然而，出任官职以及进入市议会的资格，很快即在形式上有所限制——只有为数有限的一些门阀才能有此机会。实际上在许多例子里，从一开始大家即都了解——就算只是默认——只有门阀出身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市议会。即使情况并非如此，一个人数有限的统治集团仍会自然形成（英国可说是个最好的例子），其原因乃在于：只有那些有经济余暇的人才能不间断地参加市民大会，而且（更重要的是）能有时间来讨论并介入相关的事务。由于参与城市行政不管在哪儿最初总是被人认为是项负担，因此只有在其义务界定清楚的情况下，才能为人所接受。在中古早期，市民必须出席每年三次的正规“集会”（echtes Ding），至于非义务性的临时集会（gebotenes Ding）[1]，除非有直接的政治利害关系，否则一般市民都缺乏出席的兴趣。事务的指导权自然落入某些有声望的人手中，这些人受尊重，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财富，另一方面（我们可别忘了）则是他们的军事力量，因为他们拥有自行武装的经济力。

因此，正如日后有关意大利parlamenta之议事过程的史料所显示的，这种群众集会除了聚集一群观众外，别无其他，因为他们要不是以欢呼鼓掌的方式通过望族的提案，就是鼓噪反对。就我们所知，在早期阶段他们从未以任何持续且坚决的态度，来决定选举或影响城市行政的各种措施。群众之中的大多数通常都是在经济上以依赖望族为生的人。就此而言，稍后“popolo”（群众）的崛起，不管在哪儿都是伴随着废除乌合的市民大会，代之以一个较小的由够资格的市民代表或明确限定的团体所组成的会议，似乎是蛮顺理成章的。同样的，僭主制的崛起及popolo制的衰微是以往日之“parlamenta”的复兴为象征（例如1531年的佛罗伦萨），似乎也不足为奇，这点萨凡罗拉（Savonarola）[2]早在事件发生之前40年即已警告过佛罗伦萨的人民。

虽然通常并未形诸法律文字，实际上，城市都是以一个在望族团体——其大小不等——领导之下的身份制团体的形式兴起的，或者很快就会转变成这样的一个团体。有关望族阶层的特质，我们在别处已经讨论过。望族的实际支配可能会转变成一种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对市政的垄断权，也有可能被一连串的新革命所削弱，或甚至完全摧毁。垄断市政的望族通常被称为“门阀”，至于他们支配市政的时期则被称为“门阀支配”（Geschlechterherrschaft）。(https://www.daowen.com)

“门阀”并不就完全都是同构型的。他们的共通之处在于：土地财富为其权力地位的基础，收入也不来自工业的经营。不过，除此之外，他们的性格即有极大的分歧性。在中古时期，外在生活样式中的一个特殊质素——骑士的生活样式——对身份团体的形成具有特殊的意义。由此种生活样式取得参加骑士比武竞赛的资格、采邑的受封资格，以及所有其他一切使他们与非城市的贵族具有同等身份地位的属性。至少在意大利是如此，不过北欧大多数的情况亦如此，只有具备上述骑士生活样式之特色的城市阶层，才会被列为“门阀”。除非有特别说明，否则接下来当我们讨论到“门阀”时，务必要把这个特色牢记在心，当然我们也别忘了，其间仍有许多变动不拘的过渡阶段。

在某些极端的个案里，门阀支配曾导致一种特殊的城市贵族的出现。尤其是当一个贸易城市受到其海外政策的强烈影响时（例如西洋上古时期）。威尼斯可说是个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