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与中世纪的阶级对立

最低下的身份阶层〔在古代与在中世纪里〕的对比，是非常尖锐的。古代城市所经历过的因经济的阶层分化所导致的巨大危险，是以下这么一个完全市民（Vollbürger）阶级的形成，亦即具有完整公民权的家族的后裔。他们经济破产、负债累累、无产业、不再能自行装备以服军役，故而冀望一场变革或僭主掌政，以使土地重新分配、债务解消，或者获得公共财政的扶助，诸如谷物发放、免费参加祭典、戏剧演出与竞技格斗，或者直接从公共财产那儿支领津贴，使他们能参加这些活动。由于这样一个阶级的形成所具有的高度危险性，各个政党无不尽力以各种不同的手段来加以克制。这样的阶层在中古时期确实不是完全没有，在近代也见之于美国的南部各州。在那儿，无产的“破落白种渣子”（poor white trash）对立于畜奴的金权支配。中古时，贵族因债务而没落的各阶层，例如见诸威尼斯，正如见诸加提利纳（Catilina）[2]时代的罗马，同样都是令人忧心的对象。不过，大体而言，这个问题在中世纪里可说是微不足道，特别是在那些民主的城市里。总之，这种情形在古代正是阶级斗争的典型出发点，在中古时期则不然。因为，在古代，阶级斗争早期是发生于作为债权者的城居门阀与作为债务者的农民或失产债务奴隶之间。“civis proletarius”[3]、“子孙”（Nachfahre）——亦即完全市民的子孙——是典型的没落民。到了后期，这个角色落到像加提利纳这类负债的土地贵族（Junker）身上，他们与有产的阶层对立，并且成为激进的革命党派的领导人[4]。要言之，古代城邦里的劣势特权阶层的利害关系，本质上正是债务者的利害关系，同时也是消费者的利害关系。

相反的，在中古时代成为民主制的城市政策主轴的手工业政策的利害关系〔亦即手工匠生产者的利害关系〕，在古代的城市经济政策里却逐渐地消失。具有城市经济性格的那种行会式的“救济政策”（Nahrungspolitik），虽也见之于古代民主制勃兴的早期，但也随着后续的发展渐失踪影，至少，在其生产者政策那方面是如此。希腊发展完全的民主制，连同罗马发展完全的望族支配一样，一旦考虑城市居民，除了商业上的利害关系，也就只能顾及消费者的利害关系。禁止谷物输出，是古代、中古与重商主义等各时期皆然的政策，只不过古代并未十足施行，支配着当时的经济政策的，是关于谷物输入的直接公共照料。来自友善的君主的谷物赠予，在雅典成为改订市民成员名单以剔除无权利者的一个主要动因[5]。庞图斯（Pontus）谷物产区的歉收，迫使雅典减免同盟诸市的贡纳，这也凸显出当时的经济支付力是多么受制于面包的价格。由城邦直接大笔买进谷物的办法，也运用于希腊地区。不过，一直到罗马共和制末期，为了发放谷物给城市的市民阶层而向所属州省课征谷物税的办法，才开始大规模实行。

中世纪典型的困顿者，是个贫穷的手工业者。也就是说，一个失业的工匠。古代典型的普罗（Proletarier），则是原先的土地所有者却因失去土地而政治性地降了级的人。古代也了解到手工业者失业的问题，其典型的应对手段则是大规模的国家建设，正如伯里克利所施行的。不过，在工业上，由于已大量地利用奴隶劳动，情形自与中古时期不同。(https://www.daowen.com)

确实，中古时期的某些城市里一直有奴隶存在。一方面，在地中海沿岸的诸城市里，货真价实的奴隶买卖一直持续到中世纪末；另一方面，完全相反的、最大陆型的城市，譬如农奴解放〔1861〕前的莫斯科，十足具有东方（差不多是戴克里先〔Diocletian〕时代）大城市的特色，成为定期金收入（来自土地资产与拥有奴隶）与官职收入的消费场所。不过，在典型的西方中古城市里，奴隶劳动在经济上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有限，最后根本失其踪影。没有任何强大的行会会容许一个奴隶手工业阶层的形成（他们向主人缴纳人头税就成）来和自由工匠相竞争。在古代，却正是如此。那时，所谓的财产的累积，就是累积奴隶；而所谓战争，即意味着奴隶的大量虏获与奴隶市场的活络。这些奴隶部分是被利用作消费性的用途，亦即服侍奴隶拥有者个人。在古代，拥有奴隶是任何完全市民保持其基本生活水准的一个要件。在长期的战争状态里，完全的重装步兵少不了奴隶来作为劳动力的情形，正如中古时期的骑士少不了农民一样。无须靠奴隶过活的人，就是（古代语义下的）普罗。罗马贵族中的显赫家门，大量地利用奴隶于消费性的个人服侍上：奴隶们在相当高度的功能分化下，从事大家计里的种种事务，并且以庄宅经济的方式生产出足以供应至少是相当可观部分的种种需求。不过，奴隶所需衣食却大部分是以货币经济的方式来提供。在雅典的经济里，完全以货币经济的方式来维持家计，被视为理所当然，而这在大希腊化时代的东方就更是如此。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伯里克利为了获得手工业者的人望，尽可能从市场上购物来提供自己所需，而不是靠一己的家计经营。

另一方面，城市的手工业生产也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掌握于自主的手工业奴隶手中。我们先前已提过作坊的奴工，此外尚有不自由的个体户手工业者与小商人。明显的情形是：奴隶与自由市民一块儿劳动——这可在建造伊瑞克黛翁神殿（Erechtheion）的混合包工团中找到例证[6]——必然贬低了劳动本身的社会评价，而奴隶的竞争也不免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不过，奴隶的役使，在希腊地区最大限度的扩展，却正是民主制最繁盛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