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誓约共同体的兄弟盟约，其法律与政治的结果

西方的城市，特别是中古的城市，是目前我们注意的焦点。它不仅只是个经济上的工商业所在地，政治上（通常）的要塞或镇戍，行政上的法庭所在地，除此之外，它还是个誓约共同体的兄弟盟约。此种兄弟盟约的象征，在古代雅典即为prytaneis的共同选举[29]。中古的城市则是个誓约的“自治体”（comune），在法律上具有“法人团体”的地位，虽然此一概念也是逐渐发展而来的。哈切克（Hatschek）曾指出，迟至1313年英国的城市还无法得到“市政特权”（franchise），因为——套个现代术语——它们并不具备“法人性格”；城市首次呈现出法人团体的特征，是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1272—1307）[30]。不管哪儿（绝不仅限于英格兰），新兴城市的市民团体最初皆被政治权力——城市君主——视为被动的、由城市地主组成的赋役团体，这些地主担负有特别的义务，也享有特权：市场独占权、强制互市权、工商业的特权与禁制权、参加城市法庭以及服兵役与赋税的特殊待遇。再者，就一形式的、法律的观点而言，这些特权中经济上最为重要的几项，一开始时并非市民团体的既得物，而是城市之政治的或庄园领主的财产。形式上，是领主——而非市民——拥有这些重要的权利，实际上，市民则是在经济上直接获利的；至于城市君主则透过向市民征税而取得其间接的财政利益。例如在日耳曼最早的例子里，这些权利是由国王赋予主教的[31]，在此特权的基础上，主教可以（他的确也如此）将其城市的居民视为特权阶层来处理。有时（例如盎格鲁·萨克森时代的英格兰），定居市镇的许可权是完全掌握在邻近庄园领主的手中，他只授予自己的隶属民这种权利（而不授予其他领主的隶属民），以换取税收。

城市的法庭是个国王的法庭，要不就是个领主的法庭；审判人或其他法庭的执事并非市民的代表，而是支配者的官吏（就算他们是由市民选举出来的也一样），因此他们是根据支配者的法令来审判。因此，所谓“全体市民”（universitas civium[32]）——此一名词很快即遍及各地——最初是他律性与他治性的，被编入其他政治的或者（通常为）庄园领主的团体之中。不过，这种情况并没能持续很久。城市最终还是转变成一个具有自律性与自治性的（虽然程度各有不同）、机构化的团体，一个能动的地域团体；城市的官吏（全部或部分）也转变成此一机构（Anstalt）的官吏。

在中古城市的发展中，下列的事实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从一开始，市民的特权地位也是他在面对外来第三者时个人的一种权利。这可说是古代和中古城市皆有的一种以“人”为法律考量重点的结果。在这种法律观点下，团体的成员——基于其身份资格——被认为拥有一种“主观的”权利，即使是服属于一个共同的“客观的”法律，这种权利仍应被列入考量。市民这种地位（特别是在中古世纪）的另一个来源，正如拜尔（Beyerle）十分正确指出的，可以追溯到日耳曼司法制度的残余，尤其是“司法集会人团体”（Dinggenosse）的概念[33]。作为此一团体的积极成员（换言之，法庭的审判人），市民以一个自主性法庭的判决发现人（Urteiler）的身份，自己创造出一种本身必须服从的客观性的法律。稍前我们在《法律社会学》已讨论过这种制度对法律形成的重要意义[34]。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城市里，那些必须服从法律的人并没有上述的这种权利（只有以色列可以找到一些痕迹，我们会再讨论此一例外出现的特殊环境）[35]。

就中古城市发展为一市民团体的过程而言，下列两项事实极具关键性：第一，当市民恪于经济利益而不得不向机构化的团体转变时，并没有受到当时普遍存在的巫术性或宗教性制约的阻挠；其次，城市之上的大政治团体，则缺乏一个理性化的行政机构来贯彻并照顾其利益。这些条件只要有一项不存在（例如亚洲的情况），那么，就算城市居民具有最强烈的、共同的经济利害关系，所能达成的顶多也不过是一时性的结合。中古自主性与自律性的城市的兴起，及其在“市长”（Konsul，Majer，Burgermeister）领导下的市政委员会，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就其本质而言，此一过程不但有异于亚洲城市的发展，与古代城邦的发展也大不相同。稍后我们还会仔细讨论此一差异，此处只需稍微点出：西洋古代特殊的城市结构，是其从最初的城市君主与氏族长老的权力，转变成望族的支配（这些望族来自具有充分武装力量的“门阀”）；愈是典型的例子，这种现象即愈显著。较之于那些中古的城市，尤其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些城市，事态确实是大相径庭的。(https://www.daowen.com)

只是在分析此一现象时，我们必须小心区分开与法律形式有关的事项及与社会学、政治有关的事项，这种区分在“城市理论”的争辩中往往被忽视。就一形式法的观点而言，市民的法人团体及其所拥有的权力，其“正当性”的根源乃来自政治权力——有时则为庄园领主的权力——所赋予的（不管是真实的抑或是虚构的）特权。实际的过程的确有部分是符合此一法律形式的模式。然而更经常的、特别是在最重要的一些例子里，我们却常发现其权力的根源是来自一种——就形式法的观点而言——革命式的篡夺。当然，并非所有的例子皆如此。我们可以将中古的城市团体区分为“原始的形成”与“继承的形成”两种[36]。在“原始形成”的例子里，市民团体可说是市民为了对抗“正当的”权力——更正确地说，一连串如此的行动下——所形成的一种政治团体的结果。至于拥有正当性权力的当局所予以形式上的承认（尽管此种承认就形式法的观点而言极为要紧），就算有的话，往往也是事后追认的。一个“继承形成”的市民团体则是透过建城者或其继承者以契约或法令的方式赋予（或多或少有所限制的）自主与自律的权利而出现的；这种权利的赋予通常可见之于建设新城市时，其对象则为移民者或其权利继承人。

市民以一种激进的团体——誓约共同体（conjuratio）——行动，“原始性”地篡夺了正当权力，这种形式特别可见之于较大与较古老的城市，例如热那亚与科隆。不过，两种类型（原始形成与继承形成）的结合通常倒是较为常见的。由于城市史文献资料的性质使然，其正当性的延续被过分强调，至于上述篡夺性的誓约共同体则通常几乎完全被忽视，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才会留下一点记录。结果是“继承性”的形成在史料中占据了过多的分量，至少就那些当市民共同体形成时已存在的城市（而非新建设的城市）而言是如此。只有一条简单的记事提及1112年科隆的“誓约共同体”[37]。科隆旧市区的司法集会人团体与主要是来自圣马丁郊区——“商人”（mercatores）的新聚居地——的教区代表，之所以会出现在文献记录上，正因为他们是公认的“正当的”权力当局[38]。至于城市君主——市民团体的对手——自然是一直在想办法提出形式正当性的问题，例如（在科隆）指责某些司法集会人没有宣誓服从[39]，或者利用类似的借口抱怨。不管怎么说，篡夺性的变革正是在如此的事件中正式显现出来。

霍亨斯陶芬王朝（Hohenstaufen）[40]压制城市自主权的各种法令则采取另一途径：这些法令并没有禁止这样或那样的个别法条的变革，而是禁止“誓约共同体”的成立[41]。这种篡夺性变革背后的驱动力到底是来自哪一阶层，其实并不难指认；在科隆，甚至一直到更晚时期，“富人团体”（Richerzeche，富人的行会）[42]——从正当性的观点而言，只不过是个富裕市民所组成的、纯粹私人性质的俱乐部——成功地掌握了授予市民权的权力，尽管就法律的层面而言，市民权的性质与此一俱乐部的会员身份实毫不相干。最后，法国绝大多数的大城市也是以类似的市民誓约共同体的行动，来建立其城市之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