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与中世纪民主制的经济政策；典型的古代城市之根本的军事利益取向
如果说古代的城市政策是在于追求城市消费者的利益，那么中世纪城市当然也是如此。只不过，在政策施行的程度上，古代比中世纪彻底得多。显然这是因为像雅典和罗马这样的城市似乎不可能把谷物的供给只委托给私人的商业。另一方面，我们在古代也时而发现对于某些特别重要的出口物资有利的政策，然而这些有利政策却从来不是以手工业生产项目为主要对象。并且，任何一个古代城市的政策也从未被这种生产者的利益所支配。
决定古代城市政策之方向的，毋宁是以下各种利益关怀。最初，是古老的沿海城市里的城市贵族的利益关怀：他们以海上商业与海上掠夺为其利益关注的重点，从中获取财富，而成为居住在城里的领主的与骑士的贵族。其次，是在城市民主制早期时代里，居住在农村而具备重武装能力的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关怀。前者广见于各处，而后者的这种形态则仅见于古代地中海。最后，一方面是货币与奴隶拥有者的利益关怀，另一方面是城市小市民阶层的利益关怀。这两者，无论其为大小企业者、坐食者，或是战士、水手，皆寄其利益关怀于国家需求与战利品上，只是关怀的方式不同而已。
在这方面，中世纪城市的民主制则有根本不同的表现。之所以有此种不同，原因早就存在于中古城市建立的同时，并在当时就已显现出其影响力。换言之，原因即在于一般文化发展条件下的地理环境与军事因素。古代的地中海城市在成立之际，从未有过与之敌对而有力的、特别是具有高度技术水平的非城市的政治军事力量。它们本身毋宁就是最高度发展的军事技术的担纲者。起先，是门阀城市拥有骑士的密集方阵的技术，后来，特别是又出现了纪律严谨的重装步兵战斗的技术。中古时期，在此种军事方面，举凡情况与古代相类者，诸如中古早期南欧的沿海城市，以及意大利的城市贵族共和国，在发展上也显示出与古代有相对而言广泛的类似性。在中古早期的南欧城市国家里，城市组织的贵族制结构早先即已被军事技术的贵族性格所决定。正是那些沿海的城市，其次是那些（相对而言）贫穷的内陆城市——拥有诸多广大的、由城居坐食贵族所支配的政治服属地区的内陆城市，例如伯恩（Bern）——民主制走向的程度最小。
相反的，工业的内陆城市，特别是北欧大陆的城市，在中世纪时，发现有诸多国王的军事—官职组织及其广布于欧陆内部的城居骑士封臣，与自己相对立。这些城市，在其建立之初，即奠立于政治的与庄园领主的——亦即被编制在封建的军事—官职团体〔封建国家〕里的——权力拥有者的认可上，并且，越往北、越向内陆，这样的城市就占越高的比例。然而，随着时代的推演，这些城市被建构为“城市”，越来越不是基于地方性军事团体的政治军事利益，而纯粹是出自于其建立者的经济动机；因为权力拥有者希望借此坐收关税和类似的交易规费与租税。对于权力拥有者而言，建设城市主要已变成一种经济的事业，而不是军事的措施；或者即使军事方面曾扮演过某种角色，他们也意图使之逐渐消退。
城市的自律（Autonomie）——程度尽管有所不同，但作为中古西方城市的特征之一——唯有基于以下的因素，也唯有在以下的状况下，才得以发展出来：城市外的权力拥有者尚未握有训练有素的官职机构——这无论在何处皆为唯一的决定性要素——以因应城市实务管理的需求，而足以令其自身在城市经济发展上的利益关怀获得满足。中世纪早期的君侯行政与司法，无论就事务的性质而言或就其担纲者的地位而言，都未曾具备专业知识、延续性与理性训练下的客观性，也因而不足以规范及管制城市工商业利害关系者的诸多事务——这些事务与君侯整日操持的自身利益及其身份惯习，毋宁是非常不相干的。权力拥有者的利害关心，在早期唯其为金钱收入。只要市民能设法满足这种利害关心，那么便很有可能使得城市外的权力拥有者不再插手干预市民的事务；特别是因为此种干预，可能会使他自己建立城市所具有的魅力，在与其他权力拥有者建立的城市相竞争时，受到损害，因而也损害到自己的收入。权力拥有者相互间的势力竞争，特别是中央权力与大封臣及教会的教权制权力之间的势力竞争，对城市有利，尤其是在此种竞争里，以市民的金钱力量来和任何一个竞争者同盟，都可能被应允一些好处。
因此，政治团体若越是被统一地组织起来，城市的政治自律性开展度也就越低。因为起自国王的一切封建权力，毫无例外的，都对城市的发展抱持着极度不信任的态度。只有当官僚制的官职机构付之阙如及金钱短缺之时，才会迫使菲利普·奥古斯特以来的法国国王及爱德华二世以来的英国国王向城市寻求支援，就像早先日耳曼国王试图向主教及教会财产寻求支援一样。日耳曼国王在因主教叙任权之争而失去此项支援之后，撒利安王朝诸王在一段短时间里也优遇起城市来。不过，一旦国王或领邦君主的家产制权力获得政治与财政的权力手段而足以发展出适当的官职机构之时，他们便又试图再度毁弃城市的自律性。
在中世纪城市发展里的这段城市自律性的历史插曲，其蕴生的条件完全不同于古代。典型的古代城市其支配阶层、资本主义及其民主制的利益关怀，所有这些根本都是政治与军事取向的，并且越是如此，其特殊的古代特性也就越发显现出来。门阀的崩溃与过渡到民主制，是由于军事技术的变迁所致。担当起和贵族斗争，并将贵族从军事上然后是政治上排除出去的，是自行装备且训练有素的重装步兵军队。其所获致的成果则极为不同：在斯巴达，这使得贵族完全被打倒；在罗马，这导致身份制约在形式上的废止，使得人们要求理性且易于利用的司法、法律对于人身的保护以及去除债权法的苛酷等期望得到满足，另一方面，贵族的实际地位则得以别种形式维持住；在克利斯提尼时代的雅典，这导致贵族被编入里区里，且城邦实行金权政治式的领导。不过，只要乡居的重装步兵仍为决定性的势力，在大多数情况下，门阀国家的各种权威主义的制度仍然保持下来。
就制度的军事化程度而言，强弱也极为不同。斯巴达的重装步兵团将属于战士的所有土地及居住其上的非自由人都当作共同财产来处理，并给予具备武装能力的战士要求土地定期金收入的权力。没有其他任何城邦走得这么彻底。似乎比较普及且在后代留下部分痕迹的措施，也只不过是限制战士份地——市民行会成员的世袭地——的转让权；但即使是这样的措施，也都还不是普遍性的，并且后来无论何处皆被废止。所有的土地除了受制于子孙的继承权之外，全都可以自由转让。在斯巴达，土地的积累虽不许握于男性市民的手中，但却允许握于女人手中，这使得由“平等者”（Homoioi）所组成的战士团——最初包含了大约8000名完全市民——的经济基础发生很大的改变，最后甚至只剩数百人力足以接受完全的军事训练，以及缴得起餐会（syssitia）的入会费，而这正是拥有完全市民权的条件。
相反的，在雅典，交易自由的实现，伴随着里区制度，促进了土地的细分化，而此种细分化也与果树栽培的逐渐增加相对应。在罗马，基本上自十二铜表法时代以来即已存在的来往交易自由，却再度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因为值此之际，村落制度已被破坏[19]。在希腊，重装步兵民主制已在所有将军事势力的重点转移到海军战力的地方消失了（在雅典，自从在柯隆尼亚被比欧提亚人打败以来，即已如此）[20]。自此之后，已往严格的军事训练遭受忽视，古来的权威主义的遗制也被废止，而城市的政治与制度即此全落入城居的市民的支配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