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城市”与“生产城市”

所谓君侯城市指的是，城市的居民直接或间接地依赖宫廷或其他大家计的购买力维生，此种城市类型相似于另外一些城市，定居在那儿的工匠与商人的营利机会主要也是得看城里大消费者——即坐食者（Rentner）[6]——的购买力而定。

这些大消费者的类型相当多，依他们收入的种类与来源而定。他们可能是官员，在城市里消费合法或非法取得的收入，也可能是庄园领主或掌握政治权力者，在城里消费他们乡间的地租收入或其他更依赖政治力量而来的收入。这两种例子里的城市都非常类似“君侯城市”。在这种城市里，大消费者的购买力主要是依靠家产制与政治的财源。北京可说是个典型的官僚城市，农奴制废止以前（1861）的莫斯科则可算是一个地租收入者的城市。

还有一种城市，表面上看来相当类似上述的这些城市，基本上却有所区别。在这种城市里，市区地租——奠基于垄断市区“黄金地段”土地而得的地租，也可以说是间接以城市工业与商业为基础的地租——是掌握在城市贵族手中。这种类型的城市曾普遍存在于许多地区，特别是西洋上古时期（从初期至拜占庭时代）以及中世纪。从经济上而言，这样的城市并非一种坐食者城市，而是一个商人城市或工业生产城市（视环境而定）。至于上述的租金或可视为一种贡纳金，是拥有房地产者自那些积极从事营利活动者身上榨取来的。不过，尽管这种城市在概念上有别于上述城市（其消费者的收入不仅来自城市本身的资源），我们也不该就此忽略了这两种类型间的历史关系。

最后，大消费者也可以是在城市消费其企业收入——以今日而言，例如证券、专利权或股息收入——的坐食者。其消费能力因此主要是基于货币经济（亦即资本主义的收入）。阿纳姆（Arnhem）[7]可说是个典型的例子。收入的来源也可能是政府的退休金及公债利息，例如像威斯巴登（Wiesbaden）那样的“养老城镇”[8]。像这些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城市，我们或可称之为“消费城市”，因为在这些城市里，各种类型大消费者的存在（尽管其收入来源各异），对当地工业生产者及商人的营利机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相反的，下列城市则可称为“生产城市”：在这些城市——如埃森（Essen）或波鸿（Bochum）[9]，人口及其购买力的增加取决于建于当地（提供城外所需物资）的工厂、制造厂或家内工业。这是近代的类型。至于在亚洲、西洋上古与中古的此类城市，工业主要还是手工业形式，产品则运销外地市场。当地市场的大消费者主要来自居住在当地的企业家，只是他们通常不一定居住在当地；工人与匠人则为大众消费者；商人与地主则构成另一部分的大消费者，他们本身的生计是间接依赖城市经济活动的。(https://www.daowen.com)

除了“消费城市”与“生产城市”外，我们另外还可再区分出一种“商人城市”。在这种城市里，大消费者的购买力来自下列几种收益：（1）转运外地产品至当地市场零售，例如中世纪时的衣料商；（2）转运当地产品（或至少是当地生产者所获得的商品）至外地销售，例如汉撒同盟销售的鲱鱼[10]；（3）转运外地产品至另一地区销售（不管此一过程中是否涉及本地的交易），此即所谓“中介商业城市”。所有上述活动经常皆混在一起，大消费者即由此获得他们的购买力。地中海沿岸国家曾经有过的“康曼达”（Commenda）以及“海外贸易公司”（Societas maris）[11]其所订契约要点即在于，外出经商者（Tractator）负责将本地货物运到东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市场销售，至于购买本地货物与海运资金则全部（或部分）由当地资本家提供（外出营商者当然也有可能是空船而往），销售所得再采购东方货物回本地贩卖，最后的经营所得则由外出商人与资本家依契约条款分享。

因此，商人城市的购买力与税收，就像生产城市一样（而与消费城市相反），是依赖当地的营利经营。航运、输送业以及许多大小不等的次级营利经营，是与商人的营利机会紧密结合的；单就当地零售业的情况而言，收益可说完全要依靠当地市场来获得，不过若涉及长距离贸易，则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收益是从海外市场取得的。类似的情况亦常见之于近代城市，近代城市是国内（或国际）金融家、大银行的所在地，例如伦敦、巴黎与柏林，也可能是大股份公司与企业组合的所在地，例如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12]。的确，这种现象在今日比往昔更为寻常，那就是企业绝大部分的利润所得会流向其他地方，而非生产设施的所在地。另一方面，所得之中愈来愈大的部分是消费在郊区以及（愈来愈多的）乡间别墅与国际观光旅社，而非所得者企业总部所在的大都会中。伴随着这些发展而来的是，城市会发展成只由商店构成的“商业城”（Citystadt），或者（大部分）发展成市区。

此处我们无意更进一步探讨有关概念的区分及具体化的问题——这得要有一套严密的城市经济理论。我们也无须再强调，现实生活里的城市几乎是各种类型的混合，因此也只能就个别城市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要素来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