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与中世纪的城市制度：作为政治组织之基础的地区共同体与职业团体
奴隶劳动与自由劳动的这种并行的情况，在古代显然一开始就扼杀了行会发展的一切可能性。在城邦初期，恐怕已有（虽然无法确实证明）手工业团体的萌芽。就一切迹象看来，它们是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古代兵工匠的有组织团体，诸如罗马的兵工团（centuria fabrum）[7]以及雅典在身份斗争时代的“demiourgoi”[8]。然而此种政治组织的胚芽却正是在民主制之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并且，就当时的手工业社会结构来看，情形也不得不然。古代的小市民可能和奴隶同属于一个秘仪团体（如在希腊）[9]或“社团”（Collegium，如后来在罗马）[10]，但不可能同属于一个像中古的行会那样具有政治权利的团体。
中古的市民（popolo）和门阀不同，是以行会的方式组织起来。但古代古典时期，也就是正当人民（demos）主政的时代，却正相反的没有任何行会的形迹可寻（尽管先前已有过萌芽）。“民主制”时代的古代城市，并不是以行会来作区隔，而是以里区（demos）与部族（tribus）来划分。换言之，是按地域来分隔，特别是（在形式上）以农村的区域为主要分隔。此即古代民主制城市的标志，也是丝毫未曾得见于中世纪的。当然，在城市内部再划分为几个市区，这不仅见之于古代与中古，同样也见之于东方与远东的城市。只不过，一个政治组织〔城市〕完全只建立在地区共同体的基础上。特别是，此一地区共同体一直扩展到附属在城市政治领域里的整个农村地区，以使村落也正式地成为直属城市的下级分区，这种情形不仅未见之于中世纪，就是其他地区的一切城市也是闻所未闻的。demos的划分（原则上）是与村落区域相一致（无论此种村落区域为历史产物，或特别为此而创置出来的）。其中设置有共同用地（Allmende）与地方性的行政当局。即此，形成城市基本制度的基础。这在历史上不仅是独一无二的形态，并且径足以显示出古代民主制的城邦的特殊地位——此一特殊地位，我们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相反的，以手工业的团体作为城市构成要素的现象，在古代仅见于早期，并且只不过是与其他身份制团体相并存。这样的团体，无非是为了选举目的而存在，诸如：罗马的古老阶级军队里的兵工团（Centurie der fabri）与骑士团（Centurie der equites），以及（虽然完全无法确定）在雅典的前梭伦时代诸身份团体间妥协之下的Demiurgen。此种现象的来源可以追溯到自由的联盟团体（Einung），就拿罗马非常古老的商人社团（Collegium mercatorum）来说，情形也正是如此：此一社团所崇奉的是职业神Mercurius，在政治制度上有其一定分量。或者，这种现象也可以在下述这种团体中找到其终极的根源，亦即为了军事的目的而以赋役的方式建构起来的团体。究其实，古代城市原本就是靠着市民的赋役来满足其本身需求的。
当然，也有某些类似行会的现象出现。例如：米拉图斯（Miletus）的阿波罗神殿舞者所组成的祭祀团体，在城市里具有其完全官方性的支配地位（虽然此种支配地位的详细内容不得而知），这从其首长的名字被命为年号一事可见一斑。最相类似者，一方面见诸中世纪北欧的行会，另一方面则见诸美洲部落的巫术舞者、印度的巫师（婆罗门）行会及以色列的利未人的行会。不过，我们不能把这个〔阿波罗神殿舞者的〕祭祀团体想成是一种由职业的忘我者所组成的客族（Gaststamm）。在历史时代，它毋宁更应被视为有资格参加阿波罗祭典游行的望族所形成的俱乐部，因此最相当于科隆的富人行会（Richerzeche），只不过，其为古代的典型现象而不同于中世纪者，在于祭祀的特殊共同体与支配性的政治市民组合相合一。
另一方面，尽管在古代晚期，吕底亚一地再度出现自有世袭性首长的手工业经营者团体，并且好像也具有政治性部族团体（phylai）的地位；然而，这些团体必定是源自古老的手工业客族，因此，其所代表的，毋宁让人回想到印度的情况，而与西方的发展正相反。在西方，再度出现以职别来区分手工业者的现象，最早是在罗马晚期与中世纪早期的领主制手工业部门officia与artificia里[11]。后来，在过渡到中世纪的期间里，出现了城市手工业者的团体。这些团体虽是为市场而生产，但私下是从属于某个领主，换言之负有纳贡租的义务。然而，就我们所知，它们似乎只专做征收租税的事，所以可能原本是由领主所组成的赋役制的团体。不过，除了这些在后来一段时间里消失了的团体之外，尚有可能存在同样古老的一些为了独占目的而组成的自由的手工业者团体，它们在市民阶层对抗门阀的运动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https://www.daowen.com)
相反的，在古代的古典民主制时期里，所有这类的团体全然不存在。赋役制的手工业行会，在城市发展的早期或许曾存在过（虽然除了罗马的军事性与选举性团体之外，实在无法确切指出这类组织的丝毫迹象），唯有在古代晚期的君主制赋役国家里才再度出现。相反的，自由的联盟团体（Einung）广见于古典民主制时期的其他〔亦即工业生产之外的〕一切生活领域里。只不过，就我们所知，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具有或企求行会（Zunft）的性格。故而与我们目前的论述无关。设若这些自由的联盟团体真要企求经济性的行会性格，那么，尽管有大量的非自由手工业者存在，它们也还是会和中世纪的城市一样，并不区分自由与非自由成员间的差别。但若无此种分别，这些自由的联盟团体就必然要放弃所有的政治意图，如此一来，又会给经济方面带来重大的不利（关于这点，我们很快会谈到）。古代的民主制是个自由的市民的“市民行会”（Bürgerzunft），并且以此（正如我们就会见到的）决定了民主制的整体政治运作。因此，自由的行会或与其类似的自由联盟团体开始形成，就我们目前所知，正是在古代城邦的政治角色确实走到尽头的时候。对非自由的或自由但并非完全市民的（被解放的、客居的）手工业劳动者加以压制、驱逐或者有效地限制其数量，这个想法根本不再可能为古代民主制所考虑，很明显的，也因其无法实行。此种想法的萌芽，以一种非常醒目的方式出现在身份斗争的时代，特别是在立法者与僭主的时代，但后来，特别就在民主制获胜之后，即完全消失。
正是在人民掌握绝对支配权的时代，投入国家建设与国需物资生产的，除了自由市民与客居人士，属于私人奴隶主的奴隶也大量被利用进去，其程度明白显示出他们在这些生产建设上的不可或缺，或许也同时指出他们的主人不愿平白失去自他们身上攫取的利润，并且有力量阻止他们被排除出去。否则的话，至少在上述公共事业上，奴隶必定不会被容许有所插足。总之，自由的完全市民的事业经营，根本无法满足大规模国家需要的目的。即此，正显示出Demos支配时代完全发展的古代城市，与Popolo支配时代发展完全的中古城市之间，根本不同的结构。
在重装步兵军队支配下，早期民主制时代的古代城市里，那些住在城市但并不是在自己世袭私有地里（kléros）且经济上无武装能力的手工业者，在政治上根本不扮演任何角色。在中世纪，城市则由城居的市民大企业家（popolo grasso）与小资产手工业者（popolo minuto）所主导。但这些阶层，在古代的公民体（Bürgerschaft）里，却没有（至少没有决定性的）力量可言——这点正显现出当时的政治实况。古代的资本主义是政治取向的，正如同其民主制也是政治取向的一样。在资本主义方面，其所关注的是：国家需求的收受纳取、国家公共建设与军事武备、国债发行（在罗马，这在布匿战争时代早已是个政治要素）、国家的扩张与掠夺（奴隶、土地及贡赋义务者）以及在附属的诸城里的特权，诸如土地的取得与租借、商业与物资的吸纳等。在民主制的政治取向上，农民，只要他们仍为重装步兵军队的核心，所关心的是靠着殖民战争以获得土地；而城居的小市民则关注于从隶属的公社的腰包里拿到直接或间接的年金（Renten）。换言之，国家从隶属民那儿取钱来提供市民：公共建设、观剧费、担任法庭（heliaia）法官的日薪、谷物及其他物品的配给等。大部分由农村的土地所有者所组成的重装步兵军队，在诸身份间的妥协——在雅典为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体制，在罗马为立法十人委员会（decemviri）[12]的形式——里取得胜利的时代，由于其企求廉价给养的消费者利害关怀，是绝不会让中世纪那种方式的行会政策出现的。后来，希腊当家的人民（demos）在特别是城居利益者的影响之下，很明显的不再丝毫关切这类政策，并且，恐怕也不再有施行这种政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