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妨碍兄弟盟约之城市出现的因素：禁忌与氏族制其他的巫术性制约；兄弟盟约的前提——巫术性制约的崩...
西方未有类如印度与赤道地带那样的禁忌束缚，也没有伴随着氏族团体的巫术性图腾信仰、祖先崇拜与种姓束缚，在亚洲，这些束缚妨碍一个类似兄弟盟约的、统一团体的形成。完整的图腾信仰与氏族外婚制之决疑论式的贯彻，正好出现在缺乏大规模的政治军事团体以及（尤其是）城市组织的地区，只是时代大概也不会太早。在西洋古代的宗教里，我们亦可发现这些质素（图腾信仰、族外婚等），然而只能说是些“残余”，或者是未成熟的“萌芽”。
其间缘由，除了特殊的宗教性因素外[15]，其他我们只能略作推测。早期的军事冒险——雇佣兵与海盗生涯——及无数的内陆与海外殖民地的建立，必然会在异部落（或至少是不同氏族）的人们间建立起一种关系密切且持续性的团体，从而打破上述氏族排他性与巫术性束缚的力量。虽然在西洋上古，基于传统之故，氏族的联结不管在哪儿都已依据新成立的共同体的划分，人为地重新编组成氏族化的团体（gentilizische Verband）或氏族（phratriai），城邦的军事团体——而非氏族团体——已成为基本的单位。
民族大迁徙以前及其间日耳曼人征服战士团长达数百年的流徙，他们在选举出来的将领统率下所从事的异域冒险与征伐，必然也会阻挠禁忌与图腾性束缚的出现。虽然传说中他们是依照真实或虚拟的氏族单位定居下来（且不管这是否有可能），其他形式的团体实更为重要。例如以“百人团”为编制的司法与军事团体[16]，作为赋役基础的田制（Hufenverfassung）[17]，以及稍后与君侯的关系（扈从制与封臣制）[18]——这些才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而非某种巫术性的氏族纽带，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因素，氏族纽带才无从发展。(https://www.daowen.com)
当基督教成为这些民族——其传统已深受动摇——的信仰时，它即摧毁了这些残留的氏族纽带的任何宗教性意义；实际上，或许也正是由于这种巫术性与禁忌樊篱之微弱或阙如，这些民族才有可能皈依基督教。教区团体在中古城市的行政组织里通常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只不过是基督教所具有的这种本质的一个显例——基督教消融了氏族纽带而根本性地形塑了中古城市。相反的，伊斯兰教从未真正克服阿拉伯人部落与氏族纽带的联结，这点从哈里发时期的整部历史即可看出，就其早期阶段而言，伊斯兰教还是个以部落及氏族为编制单位的征服者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