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民主制的担纲者：古代城市的农民与中世纪城市的手工业市民阶层；希腊与罗马在后续发展上的歧异
古代民主制的目标与手段，根本完全不同于中古市民阶层的。这也显现在两个时代（我们已数度提及）的不同城市构造上。在中世纪，门阀并未径自完全消失，而是被强制加入现今已成为市民共同体构成单位的行会里。这意味着：他们有可能在行会里被占多数的中产阶层所压倒，并因而在形式上丧失其部分的影响力。当然，这样一来往往反倒促使行会走上成为金权制坐食者团体的道路，就像伦敦的行会（Livery）。不过，这样的过程总是意味着一个在城市内部直接参与或间接有意于工商业的阶层，亦即近代意义上的市民阶层，在势力上的强化。
相反的，在古代，古来的私人关系性门阀团体（亦即氏族：phylai、phratriai）要不是被城市的里区（demos或tribus）所取代，就是与之并存，并且，一切政治权力仅掌握在里区的团体及其代表的手中。这具有两层意义。第一，门阀势力的破碎。因为门阀的财产绝大部分是散在各处的土地（这相应于其土地的取得乃借着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抵押而来的情形），而如今已不再能发挥其整体的威力，只能在个别里区里散发各部分财产的影响力。并且各个部分财产也必须在个别里区里登记且课以税赋。就剥夺大地主的政治势力而言，这可比现今（1918年之前）将德国东部的骑士农场（Gutsbezirke）编入农村共同体的规定，意义深远得多[13]。第二，更重要的是，整个城市范围被划分为各个里区。例如希腊的demos，所有的议会职务及官职都由demos的代表来担任，或如罗马的tribus，人民大会是以tribus为单位所构成（31个农村tribus，4个市区tribus）[14]。此种安排，至少就其原先的意图而言，是要使决定性的地位落在并非城居而是乡居的阶层身上，并由他们来支配城市。换言之，并不在于提升城市里营利的市民阶层的政治地位——有如中世纪的popolo，正相反的，是在于农民在政治上的提升。总之，“民主制”的担纲者，在中古时期，一开始就是城市工商业者，而在古代的克利斯提尼时代，则是农民阶层。
然而，上述情形实际上只出现在罗马，并且至少维持了相当一段时期。换言之，在雅典，人们一旦属于某个里区，其里区成员的身份即为一种永久的、世袭的资格，而此种资格又独立于其住处、土地所有与职业；这和生而属于某一门阀或氏族的情形没什么两样。派阿尼尔区（Paianier）市民的家族，例如德谟斯提尼斯（Demosthenes）家族[15]，历经数百年仍属于这个里区，由此里区课税并抽签担任此里区的公职，而全然不管他们是否还因为居住或拥有土地而与此一里区有所关联。如此一来，只要搬进雅典城内数代之后，里区自然就被剥夺了地方性农民团体的性格。这时，各式各样的城居工商业者都被算作是农村里区的成员。实际上，里区因此成为市民团体纯粹私人关系性的组织，就像氏族团体phylai一样。结果，经常能够出席人民大会（ekklesia）的雅典市民，事实上不仅因为此种出席而处于有利的地位，并且也随着城市的成长而在形式上形成农村诸里区里的多数派。
罗马的情形则不同，尽管类似的原则似乎曾一时发生在四个城市的里区里。然而，各个后来形成的农村里区却只以那些一直在里区里拥有土地且定居在那儿的人为其成员。人们一旦放弃这块拥有地而在他处购地，其所属里区也跟着改变。例如克劳狄亚氏族，后来即不再属于那个以它命名的里区。结果，和雅典一样——而且由于罗马市的范围扩张得如此之大，故而情况更有甚于雅典——那些总是能够出席人民大会的人，亦即居住在罗马城内的各里区成员，获居有利的地位。不过，和雅典不同的是，这样的好处却只能落在以下这种人身上。换言之，他不但是农村的土地拥有者，并且其产业规模大到足以供应他在城市里生活而其农村产业却可借由他人的劳动力来经营此即拥有土地的坐食者。自平民获胜之后，大大小小的农村土地坐食者即支配了罗马的人民大会。(https://www.daowen.com)
一方是罗马的城居土地贵族家族的优势，一方是雅典城居平民的优势，两者间保持着如此的差异。罗马的平民绝非popolo，换言之，并非工商业经营者行会的结合体，而毋宁是具备完全重武装能力的农村土地所有者身份阶层，而其中通常只有那些城居者支配着政治。所谓平民（Plebejer），原非近代意义上的小农，更不是中世纪意义里的农民阶级，而是在经济上力足以完全武装的农村土地所有者阶层。就社会的观点言之，若不能谓之为“乡绅”（gentry），至少也是个“乡村小地主”（yeomanry），就其在平民上升时期里的土地所有规模与生活样式观之，实具中产身份阶层的性格；即此，也就是个农耕的市民阶层（Ackerbuergerschicht）。
随着罗马的扩张，城居的土地坐食者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相反的，在城市里从事手工业的人们全都被集结在四个城市的里区里，因而没有政治影响力。罗马的官职贵族总是固守着这种状态，甚至格拉古派的改革者也不愿改变这种状态并引进希腊式的民主制。罗马军队的这种农耕市民的性格，使得有力的城居的元老院议员家族得以维持其支配。相对于希腊民主制以抽签来任命处理实际事务的议会议员，并且取消具有否决权的元老会议（Areopagus）——主要是由退职的官吏所构成，相当于罗马的元老院——在罗马，元老院仍维持其为城市指导当局的地位，并且从未有改变此种现象的意图出现过。在大扩张时代，军队的指挥权总是落在城市贵族出身的军官手中。不过，到了共和制晚期，格拉古派的改革者，和典型的古代社会改革者一样，特别意图确保政治团体〔罗马国家〕的军事力量，并防止农村土地所有者的没落与无产阶级化及其土地为大地主所买占，且增加其人数以维持自行武装的市民军队的军力。所以，这些改革者根本就是个农村的政党，格拉古兄弟毋宁更是如此：为了无论如何实现点成果出来，不得不援引资本家阶层——骑士（Ritter，equites）[16]——来对抗官职贵族；这些资本家所在意的是从包办国家事业与运交国需物资上获取利益，但却因其商业经营而被排除在官职地位之外[17]。
伯里克利的工程建设政策，被认为同样也是为了提供手工业者就业机会，或许没错[18]。由于建筑工程是由取自同盟市的贡纳来支付，所以这成为手工业者的收入机会来源。然而，正如碑文所显示的，客居者与奴隶也参与这些建设工程，故而获益者绝非仅止于具有完全市民权的手工业者。此外，在伯里克利时代，下层市民真正的“失业津贴”毋宁是水手薪资与战利品，特别是海战的战利品。这就是为什么民众如此容易被发动成为赞成战争的势力。这些没落的市民在经济上悠然自得，并且也没什么好损失的。反之，在整个民主制的发展里，一个真正的手工业生产者政策从未呈现出为一种决定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