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盟约之城邦的出现

相反的，西洋古代与中古发展成熟的城市，则构成（或被视为）一个兄弟盟约的团体，而且通常会有个属于市民团体信仰的宗教性象征：城市神或城市圣徒，只有市民才能崇拜。中国的许多城市的确也有其特有的神祗（通常是个神格化的官员），不过，在万神殿中他仍保持着一个功能神的性格。

在西方，像这样的城市共同体组织拥有并能控制其财产，至于阿里一家与共同体之间关于“法达克之园”[9]的著名争论——导致什叶派（Shi'ah）[10]分裂的最早的经济因素——是氏族财产与共同体财产的争执，哈里发的代表以“共同体”的名义要求取得上述土地，然而，此一共同体是个伊斯兰教的宗教共同体，而非麦加城的政治“共同体”，这样的一个政治共同体根本就不存在。城市聚落拥有“公共用地”的情况也可能存在于（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就像村落共同体拥有此种用地的情况一样。君侯有时也会有特殊的城市税源。不过，见之于古代与中世纪城市的自治性质的财政管理，在其他地区——就算有的话——顶多仅处于萌芽阶段。

导致地中海城市（不管哪个时代）与亚洲诸城市截然有别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亚洲城市居民深受巫术及泛灵论的种姓与氏族的限制，以及随之而来的禁忌的束缚，至于地中海城市的自由市民则免于这些拘束。这些限制在中国是实行族外婚与族内分房制的氏族，在印度（自从家产制君主与婆罗门获胜以后），除了氏族之外，还有实行内婚制与排外性的种姓（以及各种的禁忌），这些使得城市居民绝无可能融为一个城市市民团体——一个奠基于宗教与法律之平等权利、通婚权、同桌共食权及面对其他非市民成员时之凝聚力的团体。由于种姓的封闭性受到禁忌的保护，上述情况在印度比在中国还更严重：印度之所以有90%以上的人口，从法律观点而言，属于农村居民，部分也就是基于此一因素，至于中国的城市则扮演一个远为重要的角色。对印度城市的居民而言，一个共同体的祭典聚餐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的城市居民由于有氏族组织，再加上无比重要的祖先祭祀，根本就不需要有任何其他的共同体聚餐。然而，也只有受到禁忌束缚的民族，例如印度人与（程度轻浅一些）犹太人，会极端到甚至连私人性质的同桌共食皆被排除。在印度，情况严重到就算只是一个种姓外人的一瞥，就足以弄脏自己的厨房。

的确，在西洋上古时期，氏族的宗教性祭典也是不许外人参加的，这点跟中国的祖先祭祀并无不同。然而，早在古城邦时期，根据希腊人的传统，下述现象即已成为（真实或虚构的）“聚居”（synoikismos）程序中重要的一环：参与成立一个城邦的各个共同体原先的prytaneion（圣餐）被废止，代之以一个共同的城邦的prytaneion[11]。这种圣餐原先是城邦不可或缺的一个特征，象征着城市各氏族在缔结兄弟盟约之后的同桌共食。

尽管如此，表面上古代城邦仍然是以氏族或更高一级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成员（至少宣称）来自共同的祖先，并形成一个严格排外性的祭祀团体——为基础而组成的。成员的组合是纯粹血缘性的，而非地缘性或业缘性。古代市民认为——这种观念自然也有其实际影响力——他们的城市是起源自某些团体在自由意志下的结合或联盟，这些团体有的基本上是氏族性的，有的（例如希腊的phratriai）则带有军事性，而在城市后来的重新区划里，这些团体则在行政技术的观点下被模式化。准此，西洋古代的城邦，其宗教性的排外不只是针对异邦人，对内也针对任何一个不属于联盟氏族的人——换言之，即平民。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城邦内部还是根据最初的、极具排外性的祭祀团体来编成。(https://www.daowen.com)

若就此一特征而言（亦即，城市是一个贵族氏族的联合），那么，中世纪初期的南欧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即非常近似于古代城市。在城中，每个贵族氏族皆有其堡垒，要不就是与其他氏族共同拥有一个堡垒。在后者情况下，对于堡垒的使用则有详尽的规定（例如西耶拿的数据所呈现的）。城内贵族间的械斗，其激烈程度至少与对外战争不相上下，而且某些最古老的市场制度（例如alberghi的区划），似乎也可视为一种封建势力范围的划分。

然而，与古代城市有别的最重要关键是，中世纪南欧的诸城市并没有任何宗教性排外的痕迹，不管是氏族之间或对外地人。这是一个重要历史性事件的影响所致，此即彼得在安提阿与未受割礼的教内兄弟共进圣餐，保罗在其《加拉太书》中正确地将此一争论端上台面[12]。仪式性的排外在古代城市里已开始式微；无氏族的平民至少原则上已取得仪式性的平等。在中古欧洲，特别是中欧与北欧的城市，仪式性的排外势力从一开始就较缓和，而氏族则很快即失去其作为城市之构成要素的重要性。中古的城市成为一个个别市民（家长）的联合体，城市市民就算身为城外某一共同体的成员，对城市共同体而言，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可言。

古代城邦在其市民的观念中，其实也已逐步走向一个制度化的“共同体”[13]。然而，在古代，只有在城市被并入庞大的希腊化或罗马的领土国家时，“共同体”的概念与“国家”的概念才能截然划分开来[14]，只是这时的城市已失去其政治上的独立性。相反的，中古的城市从一开始就是个“共同体”，尽管在法律上如此的一种“法人”观念仍是渐次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