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

马克思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

“那不过是在意志的默许之下一阵情欲的冲动而已！”[1]

科伦11月29日。

奧格斯堡《总汇报》在它有机会同《莱茵报》进行论战的时候，就采用一种旣别出心裁又値得称赞的战术。这种战术不断运用下去，不可能不对肤浅的读者产生影响。每当我们由于这家报纸攻击了《莱茵报》的原则和方针而出来反驳它的时候，每当遇到重大的爭论问题的时候，每当《莱茵报》方面进行原则性抨击的时候，《总汇报》就保持意味深长的沉默，——这种沉默所以不显眼地存在，是因为它意识到有回答不出的弱点呢，还是因为它有不愿回答的优越感，这是永远无法断定的。其实，我们在这方面用不着特别非难奧格斯堡长舌妇，因为她对待我们同对待德国是一样的，而对德国，奧格斯堡报显然认为，表示同情的最好方法是保持深思熟虑的沉默——偶尔也发表一些旅行杂记、健康状况公报和改写的婚礼诗歌来打破一下这种沉默。奧格斯堡长舌妇认为自己的沉默是对社会的贡献，大槪是对的。

但是，奧格斯堡长舌妇除了这种沉默战术外，还有另一种论战手法，这就是漫无边际的、自鸣得意的、追求词藻的饶舌，仿佛是对那种消极的、忧郁的沉默的积极补充。奧格斯堡长舌妇当问题涉及原则性斗爭，即有关实质的斗爭的时候，就沉默；但她躲在暗处偷听，远远地窥伺，一旦发现她的对手在装束上有点疏忽，跳舞时跳错了一步，丢掉了手帕，——她就

“做作得那么端庄贞靜，就要搖头”[2]，

幷以不容反驳的自恃态度，把她那压抑已久的善意的懊恼和装扮出来的一本正经的怒气统统发泄出来。她冲着德国大叫大嚷：“请看，这就是《莱茵报》的性格。这就是《莱茵报》的思想方式，这就是《莱茵报》的一贯性！”

“那儿是地狱，那儿是黑暗，那儿是火坑，吐着熊熊的烈焰，发出熏人的恶臭，把一切烧成了灰。啐！啐！啐！呸！呸！呸！好掌柜，给我称一两麝香！”[3]

奧格斯堡长舌妇利用这一类即兴诗，不只是为了使健忘的公众依稀记起她那早已丧失的端庄、她的正直和她的壮年，也不只是为了用这些衰竭而苍白的回忆来粉饰她那深陷的面颊。除了这些卖弄风情的微小而无害的成就以外，她还用巧妙的手腕捞取一些实际的成就。她好象一切都办妥以后，以精神抖擞的巾帼英雄的姿态对着《莱茵报》大叫大嚷、大加申斥、进行挑衅，而世人竟由于这种放肆的挑衅行为而忘记了奧格斯堡长舌妇那种老气横秋的沉默和刚不久的退却。此外，她还精心制造了一个假象，仿佛她和《莱茵报》之间的斗爭就是围绕这类琐事、丑闻和装束上的差错而进行的。一群无思想的平庸之辈不理解爭端（在这种爭端中我们说话，而奧格斯堡报却沉默不语）的实质，却把奧格斯堡《总汇报》的吹毛求疵和舍本逐末的批评看作是他们自己高尙灵魂的反映，——所有这帮人都向这位可敬的女士鼓掌致敬，因为她以熟练而适当的方式惩戒她的桀骜不驯的对手，为的是敎育他而不是伤害他。在奧格斯堡《总汇报》第329号上，我们再次见到了这种自作聪明然而令人厌恶的庸俗的论战样板。

一位记者从美因河发来通讯说，奧格斯堡《总汇报》赞扬尤利乌斯·莫森的政治小说《维罗纳会议》，是因为这部小说是由科塔出版社出版的。20我们应当承认，奧格斯堡《总汇报》的文学评论栏我们只是偶尔看一看，——因为它空洞无物，——所以我们不知道它对莫森的评价，因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对相信这位记者的良心。除了事情眞相如实报道外，通讯中也不是沒有內在的合乎情理的东西，因为即使现在，根据奧格斯堡《总汇报》所作的新辯解（其中吹毛求疵多于摆论据），至少可以怀疑，这家报纸的评价良心是否不受斯图加特印刷企业左右。因此，剩下的问题只是，我们不知道这部政治小说在哪家印刷企业出版，然而，不知道一部小说的出版地点，到底还不是一个致命的政治过错。

随后，编辑部在人们提醒它指错了出版地点以后，便在一条简讯中作了说明：

“我们刚才得知，诗人尤利乌斯·莫森的小说《维罗纳会议》完全不是在科塔出版的，因此，请本报读者阅读第317号上登载的《美因河通讯》时注意此更正。”21

旣然美因河记者对奧格斯堡《总汇报》的主要指责只是基于《维罗纳会议》由科塔出版这个前提，旣然我们曾解释这部小说不是由科塔出版，旣然一当推理的前提被否定，任何推理便自动失效，——那么我们可以向读者的智力提出一个过分的要求，即在我们作出说明以后，对上述通讯予以更正，而且我们可以认为，我们对奧格斯堡《总汇报》道过歉了。但是，奧格斯堡报是什么逻辑！奧格斯堡报的逻辑对我们的更正作了如下的理解：

“如果莫森的这部《维罗纳会议》是由科塔出版的，那么一切维护权利和自由的朋友应当把它看作是非常糟糕的卖不掉的废物；但是因为我们后来得知，这部书是在柏林出版的，所以我们请我们可敬的读者照诗人自己的说法，把它当作正沿着光明之路朝我们走来，幷以铁蹄践踏一切老朽之物的永恒的青春之神来欢迎。”22

“那家伙弯弓的姿势，活象一个稻草人。给我射一支一码长的箭试试看……刚刚中靶心！咻！”[4]

奧格斯堡长舌妇洋洋得意地高喊：“这，这就是《莱茵报》所谓的它的思想方式，它的一贯性！”

但是，难道《莱茵报》曾经把奧格斯堡报的逻辑的一贯性当成自己的一贯性，或者把这种逻辑所根据的思想方式当成自己的思想方式吗？奧格斯堡长舌妇可以得出的只是这样的结论：“你看，在奧格斯堡人们对何谓一贯性、何谓思想方式，竟理解得如此糟糕！”或者，奧格斯堡《总汇报》眞的认为，我们刊登莫森的祝酒词就是想要搞一条注释来更正对《维罗纳会议》的评价？我们在特辑中对纪念席勒已经作了详尽说明，我们指出了席勒“是新思潮的预言家”（见第326号，莱比锡通讯[5]），幷指出由此产生的纪念席勒的意义；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拒绝刊登莫森强调指出这一意义的祝酒词呢？23难道因为祝酒词中含有对奧格斯堡《总汇报》的攻击（单单由于它对海尔维格的评价，它就应该受到攻击）？但是，这一切都与美因通讯沒有任何关系。为此，我们本应象这个奧格斯堡长舌妇偸偸塞给我们的那样写上：“请读者根据第320号上莫森的诗来判断第317号上的美因河通讯。”奧格斯堡报的逻辑特意想出这种荒谬的东西来硬塞给我们。登在《莱茵报》第317号[6]小品文栏的一则对于莫森的《魏玛的伯恩哈德》的评论，证明——虽然幷不需要证明——《莱茵报》对莫森也絲毫沒有违背它通常的作法，即根据事情的实质来评论。

不过，我们乐于同意奧格斯堡长舌妇的这一看法：甚至连《莱茵报》也无法避开文痞——这批在奧格斯堡《总汇报》所体现的报纸时代在德国到处迅速孳生的、死气白赖的、令人厌恶透了的败类。

最后，奧格斯堡报使我们想起一种弹射器，它

“发射根本不触及现实的豪言壮语”。

奧格斯堡《总汇报》当然会触及随便什么样的现实：墨西哥的现实，巴西的现实，唯独不触及德国的现实，甚至也不触及巴伐利亚的现实。如果它偶尔也触及类似的东西，那么它必然会把空想当作现实，把现实当作空想。如果说的是精神的和眞正的现实，那么《莱茵报》一定会同李尔王一起对奧格斯堡长舌妇喊道：“盲目的邱比特，随你使出什么手段来……瞧瞧它是怎么写的吧！”而奧格斯堡长舌妇也会同葛罗斯脫一起回答：“即使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太阳，我也瞧不见！”[7]

写于1842年11月29日

载于1842年11月30日《莱茵报》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324—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