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摘录）
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沒有考虑到一个似乎总可以为《国民报》稍加辯白的情况：《国民报》不能自由讲话，它处在戒严的压迫下。旣然是戒严，它自然不得不唱出这样的调子：
让我沉默吧，别叫我讲，
因为秘密已如义务临降；
我本要向你倾訴衷肠，
只是命运不允许这样！！！[2]
然而，就是在戒严时期，办报也不是为了发表违背自己心意的言论，……
……
《国民报》的尊贵的先生们，戒严决不能成为替荒谬和糊涂的言论辩解的理由。
现在非常顺利地“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进步”，只是一种回到旧制度的退步，我们正沿着这条进步的道路愈走愈远。
我们现在仅有的“成就”（这完全不是普鲁士所特有的成就，也不是“三月的”成就，而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结果），就是最普遍、最坚决、最残忍、最凶暴的反革命，但是，这种反革命只是欧洲革命的一个阶段，因此，它的必然后果一定是一个新的、普遍的、胜利的革命回击。
也许《国民报》对这一点知道得和我们一样淸楚，只是由于戒严而不敢这样说？让我们来听一听：
“我们不要继续革命；我们是一切无政府状态、一切暴力和专横的敌人；我们要法制、安宁和秩序。”
尊贵的先生们，戒严最多不过是迫使你们沉默，却不会迫使你们说话。所以，对上面引证的这句话我们是这样看的：如果这话是你们说的，那就对了；如果这话是戒严当局说的，那你们何苦去做它的机关报。你们或者是革命者，或者不是。如果你们不是革命者，那我们就是死敌；如果你们是革命者，那就应该沉默。
写于1849年1月25—27日
载于1849年1月28日《新莱茵报》增刋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241—243页
[1]《国民报》是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在1848年革命中创办的报纸。在同年11月普鲁士容克地主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它愈来愈迎合反革命的政策。马克思批判该报的这组文章共两篇，这里是第二篇的开头部分。
[2]歌德的小说《威廉·麦斯特的修业时代》第5卷16章。——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