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关于航运津贴事件的通信（摘录）

恩格斯关于航运津贴事件的通信（摘录）[1]

致奧·倍倍尔（1885年4月4日）

总之，党团中的多数派先生们，从他们发表在今天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声明来看，他们仍然想确立自己的“支配权”。203这种企图本身是软弱无力的，实际上是他们自己作了可怜的自供状，他们说什么我们是被报纸的立场惹火了，它同我们的立场是对立的，我们不得不对那些同我们对立的观点负责，可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去纠正这一点，——可怜可怜我们吧！但同时这又是他们为使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党內掌权和具有正式地位而把无产阶级分子排挤到仅仅是一种忍气吞声的地位的第一步。他们沿着这条道路要冒险走多远，将来自有分晓。如果他们把《社会民主党人报》夺过去，那末我今后在国外就不能象迄今为止那样无条件地用各种手段来捍卫党了。而他们的调查委员会看来已表露出一种要夺取该报的欲望。不过，他们恼怒的主要原因，看来是他们终于被迫投票反对轮船公司津贴提案这件事，因为这个提案是他们倾心向往的。

……

考茨基刚刚来过，捎来一封爱德的长信，谈他同党团的冲突。我对考茨基说，据我看，爱德甚至有责任让党员群众有机会在报纸上表示党团无权阻止做什么事情。如果他持有这种观点，党团对他也无可非议。第二、他不应该让党团迫使他提出关于信任问题，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正想摆脫他，而他这样做倒会给他们帮了大忙。第三、他不应该替别人的文章承担责任，也沒有权利把文章的作者说出来。你知道，我指的是谁，谁在轮船公司津贴事件期间写了大部分文章，——这些文章使多数派是如此地恼怒，幷且看来爱德已决定为这些文章负责。204须知他早就不得不同党团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斗爭了；现在这种斗爭不过采取了另一种形式，但实质仍和从前一样。我同意你的看法，这些先生们是不会把事情做绝的，不管他们多么想利用非常法给他们造成的地位，当时选民们无法正式地以自己眞正的态度去反对他们和发表对他们的看法。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291-292页

致爱·伯恩施坦（1885年5月15日）

“党团和编辑部”之间的全部冲突，到处都必然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党团出了丑。如果党团不顾一切还要重演一次，那不应当加以阻止。如果你按照它的最初要求把它的第一个圣旨登出来，那末它就会眞正大出其丑，“愤怒的风暴”就会从四面八方掀起。当然，在刚开始的时候也不能这样来要求你，但毫无疑问：阻碍党团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幷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在目前情况下，“党团和编辑部”在公众心目中，现在是作为两种同等的力量互相对立的；最近一篇很长的妥协性声明的结果就是这样，以后怎么样，还要再看一看。

星期日辛格尔来过我这里，他的一大套高谈阔论马上被我打断了。他说，党团的第一次声明，与其说是反对报纸刊登的文章，不如说是反对有人（似乎）企图煽起反对党团的愤怒风暴。我回答说，这一点公众无从知道。旣然你们是发表公开的声明，那末声明只能涉及大家知道的事实。如果你们拿报上根本沒有的东西来攻击报纸，那末公众就会正当地问道：这些先生岂不是想压制自由发表意见吗？这一点，他不得不同意。我又说，从我非常熟悉的文体来判断，引起不满的文章大部分出自李卜克內西之手。辛格尔说：完全正确，为此我们在党团內部也对他作了应有的处理。我说：但是总不能因为登了出自党团本身的文章而公开责难报纸吧。你们本来应当內部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不这样做，却抓住纯属党团內部事务的问题公开攻击编辑部。编辑部该听谁的呢？对此他也无可辯驳。总之，由于采取了鲁莽的步骤，他们大出其丑，而在公众的心目中，胜利仍然属于编辑部。这一点他也不得不间接地承认了。我涉及的只是一些要点，至于他那许多有关个人的流言蜚语，我都置之不理，所以我们的全部谈话只进行了十分钟。

当然，事情沒有就此了结。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先生的弱点。如果我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我从编辑部的角度会给予党团自由，让它在国会里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把它的行动交给党內同志根据惯用的“自由发表意见”的原则去进行批评，而且会斩钉截铁地向李卜克內西声明，他本人应当为自己的文章对党团负责，至少在这方面使他的双重角色演不下去。如果报纸编辑部以后在其他方面将继续执行原来的坚决路线，那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捍卫我们的理论观点，反对在德国发表的种种无稽之谈，这比批评党团的所作所为要重要得多。因为议员们自己在尽一切可能，使选民认淸他们的面目。总的说来，当前的事件提出了充分的理由，要求强调我们的观点，即使把党团交给它本身以及党內同志去处理，也应如此。

但是，使他们最为恼火的正是我们的观点，可是他们却不敢公开地攻击它。

……

我们应该竭尽全力捍卫，特别是在报刊上捍卫我们的每一个观点，而这幷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直接对抗的。迂回的行动，这也是一种防御方法，它包含着进攻性的反击。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307—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