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流亡者文献（摘录）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摘录）[1]

在伦敦有一种不定期的俄文评论性杂志，名叫《前进》。它是由一位极可敬的俄国学者[2]主编的。在俄国流亡者文献中盛行的一种严格的礼节禁止我们说出他的名字。甚至那些装做是眞正的革命的食人者、幷宣布对任何东西表示尊敬都是背叛革命的俄国人，在自己的论战中也恪守不指名道姓的虚套，而且絲毫不苟，这种精神只有在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上才能见到；他们始终遵守这种虚套，即使这已经显得很可笑也要加以遵守。譬如在上述场合就是这样，因为所有俄国流亡者和俄国政府都非常淸楚地知道这个人的名字。

《前进》指出了《新自由报》上登载的一个叫卡尔·塔勒的人写的一篇小品文，这篇小品文

“来自资产阶级阵营，値得特别注意，因为它最淸楚地表明，工人內部为政权而斗爭的战士之间的互相指责的抨击性著作对于工人等级的共同敌人，对于资产阶级和国家说来会有什么意义”。

……作者是根据象维也纳《新自由报》这种下流的资产阶级报纸的定货写成的小品文得出了下述结论的，即说什么眞正的革命者不应当揭露假装的革命者，因为这些相互指责会使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拍手称快。而在我看来，《新自由报》以及所有这一帮报人尽可以写出成千上万的小品文，但是对德国工人党的行为絲毫也发生不了影响。任何斗爭都包含有不能不使敌人在某种程度上称快的因素，不然就会以别的方式使自己本身遭到肯定的损害。幸而，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是可以让敌人稍许称快一下的，如果我们以这个代价可以取得眞正的成就的话。

朋友彼得[3]坚持认为，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爭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规则，那就只得一槪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社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或者，我们就近看看当代的情况吧：如果某个贞洁的伊萨伯拉嫁给了一个人，据深知他的一些人（例如，陪审官乌尔利希）作证说，这个人不喜欢女人，因此一味眷恋于男性；如果她，受到冷淡后，就乱找男人，——所有这一切完全是私事。但是，如果上面提到的贞洁的伊萨伯拉是西班牙女王，而陪伴着她的青年人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军官，名叫塞拉诺；如果这个塞拉诺由于两人单独在一起时立下的功劳而被提升为元帅和內阁首相，后来被其他宠臣所排挤和贬黜，然后又依靠其他遭遇相同的伙伴的帮助把自己的不忠实的女友从国內撵出去，最后，在经过种种惊险之后，自己成了西班牙的独裁者，成了一位俾斯麦竭力为之效劳，以便使之获得各大国承认的大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伊萨伯拉和塞拉诺的私人历史就成了西班牙历史上的一章，如果有谁想写现代西班牙的历史，而又有意地不向自己的读者提这段情节，他就是伪造历史。

著名著作家特卡乔夫是什么人，我们从他本人在1874年4月出版的一本俄文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中可以知道。这本小册子表明，他是一个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仿佛是俄国革命青年的小卡尔·米斯尼克。他告诉我们说，到处都有人要求他参加《前进》杂志；他知道，编辑是反动分子；然而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前进》杂志，顺便说一句，这完全不是别人对他的要求。他来到之后惊异地发现，编辑，即朋友彼得，操有最终决定取舍文章之权。自然，这种不民主的行动方式使他感到愤慨；他写了一封详尽的信，信中说，“为了正义，为了纯粹理论方面的考虑……”他为自己和所有其他的撰稿人要求（顺便说一句，后者根本沒有这种要求）“在刊物的写作和经济方面的一切问题上，都有平等的〈同编辑平等〉权利和义务”。

在俄国流亡者运动中诚然还沒有占上风，但是或多或少是受到宽容的稚气，在这里立即暴露出来了。一位在本国负有盛名的俄国学者，流亡到国外，筹集资金在国外创办一个政治性刊物。他刚刚获得成功，未经任何邀请，就有一个陌生的、多少有些过度兴奋激昂的年轻后生跑来，自荐为他撰稿，幷且极其幼稚地提出条件，要在有关写作和金钱的一切问题上都同刊物创办人享有同样的表决权。在德国，对这种人会干脆嗤之以鼻的。但是俄国人不象这样粗野。朋友彼得也是“为了正义，为了纯粹理论方面的考虑”竭力说服他，要他相信自己错了，——自然这是徒劳无益。

写于1874年7月—9月

载于1874年10月6、8日

《人民国家报》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588、590—591、593—5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