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关于《新时代》改版的通信（摘录）

恩格斯关于《新时代》改版的通信（摘录）[1]

致奧·倍倍尔（1892年12月3日）

爱德曾来这里。他收到卡·考茨基的大量信件，考茨基也给我来了信，都是谈论《新时代》的，让我对此也发表意见。我的看法是，如果你们接受狄茨所建议的那种变动，为了避免贸然行事，你们应该详加考虑幷作好准备，1月份付诸实现。总之，我觉得《新时代》改为周刊以来，为了迄今未能充分实现的新特点，部分地放弃了它昔日的特点。目前杂志预定以两种读者为对象，但对任何一种读者都不能充分满足。

如果要使《新时代》成为一种象《民族报》那样的通俗杂志，旣有政治的，也有文学艺术的，又有科学的內容，就必须把它迁到柏林。周刊的政治栏应该在中心地区幷在付印的当晚编排，否则总是不能及时。而政治栏的撰稿人，除通讯员外，都应该在那里。在柏林和在伦敦编辑政治评论，而在斯图加特刊印，这样一种计划在我看来是行不通的。不管怎样，周刊在斯图加特出版较之在柏林出版，其订戶数量至少要相差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我是单纯从出版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其他应当考虑到的情况我不了解，或了解得很肤浅，你们身临其境，应当更淸楚。

《新时代》旣然要发生这样的变化，那末，杂志将只以自己过去的一部分读者为对象，因而必须完全面向他们。这样，它就不可能刊载使它迄今具有极大价値和长远影响的那些文章，即连载三至六期的长篇学术论文。于是，就要办一份月刊，在不得已时，要办一份季刊——主要是学术性质的——来代替《新时代》。这个刊物的订戶范围也会相应缩小，为了能够维持下去，就得提高售价，以弥补因定戶减少而造成的后果。

总之，我认为，旣然党的出版人愈来愈想掌握党的全部出版物，包括学术刊物，那就必须使他们不要总是期望大量发行，而不管它是否适合。眞正的经济学著作首先应当是详尽研究的作品，因此不能期望大量出售。眞正的历史著作、独立研究的成果也不宜一版再版。简言之，我认为必须分为两类：一类是大量发行的，另一类是较慢销售的，象通常售书那样，份数较为有限，售价也相应提高。

如果想不顾內容所决定的限度硬要大量销售，其结果如何，我是有切身体会的。尽管我的《反杜林论》已写得尽可能地通俗，但仍然不是每个工人都可以看的书。可是，狄茨却把苏黎世出版的一部分拿来强行推销，其办法是降低售价，同其他十一本五花八门的坏书配在一起出售。对此我絲毫也不会感到高兴，今后我要采取更为审愼的态度。这是我1845年以来写的一本唯一篇幅较大的书，这样对待它，简直是一种屈辱。不过你无须对狄茨提这件事，事情旣已做了，也就不能改变了；如果这不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足以说明我想指出的那种错误的书籍经营方式，我也不会向你谈及此事。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534—536页

致卡·考茨基（1892年12月4日）

依我看，如果要使《新时代》成为更通俗普及、文字上“更引人入胜”的刊物，正象狄茨和奧古斯特所设想的那样，就应当把它迁往柏林。只有在那里，在当地，才能对包括付印那天晚上以前发生的一切事件发表政治评论；只有在那里，才能迅速地、“不失时效地”撰写一系列文艺方面的文章；否则，这样的文章就要延迟整整一个星期。由于这些以及其他种种情况，在柏林出版时的定戶将比在斯图加特时多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不过，这样一来，《新时代》势必要牺牲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內容，为了刊登这部分內容，则要有比以往更为严谨的、科学的月刊或季刊，它的读者范围比较有限，因而售价也应高一些。

如果不能出版两个刊物，又该怎么办呢？那末，——这是我今天才想到的——再把《新时代》改为月刊，这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但要保持它现有的篇幅，即一年一百零四印张，每月八至九印张。这样，较长的文章一期即可登完，最多分两期；在后一种情况下，为了便于阅读，则应分为一、二两章或一、二、三、四章登载。如每月只有两印张，那末，较长的文章，你就无法按內容把它断开；由于每期的篇幅有限，內容又必须多样化，这总是很难处理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使撰稿人习惯于自己把一篇文章分两期发表。这样，每一期上的材料就可以做到“各获少许”。尽管如此，预计销路也是比较有限的，因此就要提高售价，——至少我觉得是这样。

无论如何，在试刊之前，你们一切都要周密考虑。要纠正走错了的步子是困难的。

《新时代》周刊如迁到柏林，在很多方面将可以代替中央机关周刊。不过，事情看来还要拖上一年。在此期间，可能会发生许多事情。如火如荼的时刻正在到来。巴拿马丑闻225似乎将成为法国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你要不断催促拉法格，让他搜集这方面的材料，以便撰写一篇较长的文章，幷在这一丑闻各个阶段的关键时刻给你寄一些通讯。有了这样的材料，《新时代》甚至在现实报道方面也可以超过日报。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538—5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