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致奥·倍倍尔（摘录）

1873年6月20日于伦敦

不是赫普纳，而是约克代表委员会写给赫普纳的信，使我们这里担心：党的领导——不幸，它完全是拉萨尔派的——会利用您被监禁的机会把《人民国家报》变成某种“诚实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约克的行动已明显地暴露出这种意图，而由于委员会攫取了任免编辑的权利，所以危险性无疑是相当大的。赫普纳将被驱逐163，这就为实现这些计划提供了更加广泛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淸楚地知道，情况究竟怎样；因此便写这封信。

您不应当忘记，对于约克来说，赫普纳，尤其是宰弗特、布洛斯等人所处的地位远不象党的创始人您和李卜克內西所处的地位，您可以干脆不理睬这种无理要求，但未必能够要求他们这样做。党的领导毕竟有某种形式上的权力来监督党的机关报；这种权力对您虽然沒有行使过，但是这一次，他们无疑会利用它，而且用来危害党。因此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做我们所应做的一切，幷且竭力加以阻止。

赫普纳可能在个别地方犯了一些策略上的错误，这主要是在接到委员会的信以后，但是，在实质上我们应当坚决承认他是对的。我也不能责备他软弱无能，因为如果委员会明确示意要他退出编辑部，幷告诉他，不然他就得在布洛斯的领导下工作，那末，我看不出，他还能怎样进行抗拒。他不能在编辑部內筑起反对委员会的街垒。在他的上级领导发出这样坚决的信以后，我认为，甚至赫普纳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您所引用的、早先给我留下不好印象的短评，也是可以原谅的。

不管怎样，从赫普纳被捕和不在莱比锡时起，《人民国家报》远不如以前了，如果委员会不是同赫普纳爭吵，而是给他以全力的支持，那末委员会的做法会正确得多。委员会断然要求《人民国家报》采取另外的编辑方针，不刊登科学论文，而刊登《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式的社论，幷且以采取直接的强制措施相威胁。我根本不了解布洛斯，但是如果这个委员会正是在这个时候委任他，那末可以推测，委员会一定是找到了一个合乎它的心意的人。

……根据我们的已经由长期的实践所证实的看法，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幷不在于经常从对方把个别人物和成批的成员爭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沒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我们自己从荒地上孚取到的每一个新生力量，要比十个总是把自己的错误倾向的病菌带到党內来的拉萨尔派倒戈分子更为宝贵。如果能够只是把群众爭取过来，而不要他们的地方首领，那也不错。然而附带总还得接受一大批这样的首领，这些人为自己过去公开发表的言论、甚至为自己过去的观点所束缚，总是想首先证明：他们幷沒有放弃自己的原则，倒是社会民主工党在宣扬眞正的拉萨尔主义。这就是爱森纳赫的不幸，这在当时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分子无疑是危害了党，而且我不知道，要是沒有那些人参加，党在今天是否就不会如此强大。但无论如何我认为，如果这些分子得到加强，这将是一个不幸。

……

您也不应当忘记，如果《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比《人民国家报》的订戶多，那末原因是在于每个宗派都必然有一种狂信心理，而由于这种狂信心理——特别是在宗派还新的地方（例如全德工人联合会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它获得的一时的成功要比沒有任何宗派怪癖而只代表眞正运动的政党所能获得的大得多。然而狂信心理是不能持久的。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590—5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