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比锡总汇报》在全普鲁士境內的查封

科伦12月31日。德国的报刊在看来是阴暗的预兆下进入新的一年。《莱比锡总汇报》最近刚刚在普鲁士国家各省被封这一事实，足以打破轻信者对行将来临的巨大让步所抱的各种扬扬自得的幻想。在萨克森书报检查制度下出版的《莱比锡总汇报》是由于讨论普鲁士的问题被迫停刊的，28这就告诉我们不要再想不受检查地讨论我们的內部问题了。这个结论是从事实中得出来的，谁也不会否认它。

加在《莱比锡总汇报》头上的主要罪状大约如下：

“该报只报道一些传闻，后来发现这些传闻至少有一半是捏造的。此外，该报不满足于断定事实，而且还要追根究底。尽管该报的见解有时是错误的，但它总是十分自以为是地而且往往带着恶毒的激情来发表这些见解。轻浮、‘不谦逊’、‘幼稚’乃是该报全部行为的特色；一言以蔽之，该报行为不端。”

假定所有这些罪状都是有根有据的，那末，试问这些罪状是用来反对《莱比锡总汇报》的任性呢，或是用来反对方兴未艾的、年轻的人民报刋的必然性呢？问题是关于仅仅某一类报刊的存在呢，还是眞正的报刊即人民报刋的不存在？

法国的、英国的、以及所有的报刊，在其存在的初期都表现出德国报刊的那些特征，而每一种报刊也都受到德国报刊曾经受到的那些指摘。报刊只是而且应该是有声的、“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诚然有时这种表达是热情的、夸大的和荒谬的”。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始终是在形成的过程中，在报刊上永远也不会有终结的东西。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眞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它尖锐地、激情地、片面地（象当时激动的感情和思想所要求的那样）对这些东西做出自己的判决。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所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它体现出那种本来意义上的“独特的”方针，这种方针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报刊的敌人也是很喜爱的。

最近不断向年轻“报刊”发出的种种责难是相互排斥的。他们说道，请看看吧，英国和法国的报刊所执行的方针多么坚定、彻底和明确。这些报刊在生活中有着牢固的支柱，它们的观点就是现存的、完全成熟了的社会势力的观点。它们幷不强迫人民去接受任何学说，它们自己便是人民及其党派的眞正学说。而你们幷不表达人民的思想和利益，你们只是捏造这些思想和利益，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只是偷偷地把它们塞给人民。你们创造政党的精神，而不是这种精神创造了你们。可见，他们忽而责备报刊没有政党，忽而又责备报刊想弥补这种缺陷创立政党的愿望。显然，凡是报刊年轻的地方，人民的精神也就年轻，而刚刚觉醒的人民精神大声表达出来的日常政治思想，也就沒有在政治斗爭中成长壮大幷自觉了的人民精神的政治思想那样成熟、定形和周密。首先，刚刚具有政治觉悟的人民对某一事件的事实可靠性不象对这事件的道德实质（事件通过道德实质来表现自己的行动）那样关心。这是事实或是杜撰，——而事件却始终是人民的思想、恐惧和希望的具体表现，是眞实的叙述。人民看到自己这种本质在它的报刊的本质中反映出来，如果它看不到这一点，它就会认为报刊是某种无关重要的和不値一看的东西，因为人民不让自己受骗。所以，纵令年轻的报刊每天都在戕害自己，纵令恶劣的激情渗入报刊，人民还是通过它才得知自己的情况。人民知道，报刊尽管受到敌意和轻率的毒素的毒害，但报刊的本质总是眞实的和纯洁的，这种毒素会在报刊的永不停息的滚滚激流中变成眞理和强身健体的饮料。人民知道，它的报刊为它担当了各种罪过，幷准备为它和它的荣誉忍受一切屈辱；它的报刊正在抛弃傲慢的外表以及自满和武断，成为现代荆棘丛中一朵伦理精神的玫瑰花。

所以，我们应该把对《莱比锡总汇报》的种种责难看做是针对年轻的人民报刊、因而也就是针对眞正的报刊的责难。十分明显，报刊不经过渊源于其本质的必然发展阶段，就不可能成为眞正的报刊。我们应当把对人民报刊的指摘看做对人民政治精神的指摘。虽然如此，我们在本文的开头还是把对于德国报刊的预兆只描绘成看来是阴暗的预兆。事情也正是这样，因为反对任何一种现象的斗爭都是这一现象得到认可和这一现象的现实性与力量的最初形式。所以只有斗爭才能使政府和人民（甚至报刊自己）相信报刊具有眞正的和必然的存在权利。只有斗爭才能表明，报刊的存在究竟是一种让步或是必要，是幻觉或是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