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

“英国人民靠阅读《泰晤士报》参加对自己国家的管理。”这是一位出名的英国作者[1]就所谓英国的自治制度发表的意见。这一意见只有在涉及王国的对外政策时才是正确的。至于国內改革，就从来沒有在《泰晤士报》的支持下实现过；相反，《泰晤士报》在确信自己完全无力阻挠实现这些改革之前，是从不停止反对它们的。天主敎徒的解放，议会改革法案，谷物法、印花稅和纸张稅的废除135，都可以作为例子。每当改革的拥护者胜利在握时，《泰晤士报》就来一个急转弯，从反动阵营溜掉，幷且能想出办法在紧要关头和胜利者站在一起。在所有这些情况之下，《泰晤士报》就不是指导舆论，而是生硬地，勉强地，在试图挽回人民运动的狂澜久而无功之后，屈服于舆论。因此，这家报纸对舆论的眞正影响只限于对外政策的范围。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广大公众，特别是资产阶级，都不象在英国那样，对本国的对外政策问题表现得那样无知。这种无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从1688年光荣革命136时期起，在指导英国对外政策方面总是由贵族一手垄断。另一方面，日益发展的分工，在一定程度上阉割了资产者的一般智力，使他们的全部精力和智力局限在商业利益、工业利益和行业利益的狭小圈子里。结果，在对外或国际政策方面，贵族为资产阶级动手，而报界则为它用脑；幷且很快地这两个方面——贵族和报刊——就理解到，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应当联合起来。只要翻开《科贝特氏政治纪事报》，就可看到，从本世纪初起，伦敦各大报就一贯为英国对外政策的高贵掌权人充当辩护律师。虽然如此，但还是经过了一些过渡时期，才形成了现时的局面。一手垄断对外政策的贵族，起初缩小成寡头集团，以一个名为內阁的秘密会议为代表，然后，內阁又被一个人挤掉，这就是帕麦斯顿勋爵，他在近30年来篡夺了管理不列颠帝国国家资源和决定其对外政策方针的绝对权力。

与这种篡夺行为同时，由于集中规律在报业起着比在纺织业中更快的作用，伦敦《泰晤士报》登上了英国国家报纸的地位，在其他国家面前成了所谓英国舆论的代表。如果说，在执掌国家对外政策方面，垄断权从贵族转给了寡头会议，又从寡头会议转给了一个人即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那末，在为国家考虑和判断其对外政策幷代表舆论方面，垄断权则从整个报界转给了一家报纸即《泰晤士报》。帕麦斯顿勋爵掌管不列颠帝国的对外政策于密室，不仅广大公众或议会，甚至他自己的同僚都不知道他的眞正意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沒法抓住这家篡夺了以英国人民名义广泛议论他的秘密勾当的权利的唯一报纸，那他就太笨了。至于在自己字典里从来沒有“美德”一词的《泰晤士报》则必须表现出超乎斯巴达刻苦精神的美德，才不致与实际独掌帝国国家资源的统治者结为一伙。因此，从法国政变时起，由于英国的一个集团的政府已被几个集团的政府所代替，因而帕麦斯顿的篡夺已不再受到任何敌手的威胁，《泰晤士报》就完完全全变成了他的奴隶。帕麦斯顿设法把《泰晤士报》的某些有影响的人物拉到內阁中来担任次要的职位，幷且把另一些人接纳到自己的社交圈子里，予以安慰。从这个时候起，《泰晤士报》在不列颠帝国对外政策方面的活动就完全是为了制造符合于帕麦斯顿勋爵的对外政策的舆论。《泰晤士报》必须为帕麦斯顿勋爵想做的事准备舆论，幷且强使舆论赞同他已经做的事。

这种奴隶劳动需要付出怎样的辛苦，在最近的议会会议期间暴露得最为淸楚。这次会议对帕麦斯顿勋爵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某些无党派的下院议员，有自由派也有保守派，起来反对他所篡夺的独裁权力，幷且揭露他以往所做的坏事，想让国民了解到，这样的无限权力保持在他手中是多么危险。邓洛普先生开始了攻击，提出关于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审查帕麦斯顿于1839年向议院提供的阿富汗文件的议案，幷且证明，帕麦斯顿确实伪造了文件137。《泰晤士报》在发表议会报告时，略去了邓洛普先生发言中所有在该报看来可能大大损害它的主子的地方。稍后，蒙台居勋爵提议公布有关1852年丹麦条约的全部文件，谴责帕麦斯顿，说他在为了某一个外国的利益而修改丹麦的王位继承制的阴谋中起了主要作用138，幷且谴责他提供明明是假的材料欺骗下院。但是，帕麦斯顿却找到机会同迪斯累里先生达成了一个协议，用法定人数不足而中断会议的办法搁置了蒙台居勋爵的议案，这样一来，果然就把问题蒙混过去了。尽管如此，蒙台居勋爵的发言，在会议因法定人数不足而中断之前，还是延续了一个半小时。《泰晤士报》已事先得到帕麦斯顿关于会议将中断的通知，因此，专门负责歪曲和假造议会报告的编辑就为自己安排了一个休息日，结果，蒙台居勋爵的发言未经歪曲就在报纸上出现了。第二天早上发现出了差错，便写了一篇社论，告诉约翰牛：因法定人数不足而闭会是打断无聊的发言的妙法；蒙台居勋爵无聊得令人难以忍受；如果不是用最不客气的方式摆脫无聊的议会发言，国家事务是无法管理的。在最近的会议上，帕麦斯顿又被追究责任，这次是亨尼西先生提出关于向议会提供外交部在1831年波兰革命期间的往来信件的议案。《泰晤士报》又象对邓洛普先生的议案那样使用了干脆隐瞒不提的办法。该报关于亨尼西先生发言的报道是经过删削、篡改139的现行版。如果注意到，要付出多么大的辛劳，才能在冗长的议会报告从下院送到编辑部的当天夜里读完这些报告，幷且在当天夜里把它们歪曲、修改、伪造得絲毫无损于帕麦斯顿的政绩，那末，应该承认，不管《泰晤士报》能从它对高贵子爵的效劳中得到多少利益和好处，它的这个差使决不是很轻松愉快的。

因此，如果说，对于在英国下院中头一天刚刚发生的事情，《泰晤士报》还能够用造谣和隐瞒的办法这样来迷惑舆论，那末，对于远在国外所发生的事件，例如美国的战爭事件，它运用造谣和隐瞒的艺术就眞正是神通无限了。在讨论美国问题时，该报竭尽全力使英国人和美国人互相反对。不过，它这样做旣不是由于同情英国的棉纺织业巨头，也不是由于关心英国的任何现实利益或可能的利益。它直截了当地是执行自己主子的命令。因此，伦敦《泰晤士报》在最近一星期改变调子，就可以使我们得出结论：帕麦斯顿勋爵想放弃他迄今对合众国所采取的极端敌对的立场。几个月来《泰晤士报》一直吹捧脫离派140的进攻力量，大谈合众国无力对付脫离派，而今天却在一篇社论里表示完全相信北部的军事优势。对于这次改变腔调是由主人指使这一点，下述情况作了充分有力的证明，这就是：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人人知道是与帕麦斯顿有关系的报刊，都同样地转变了方向。这些报刊之一的《经济学家》，相当明显地向舆论的投机者暗示：已经到了“详细检查”自己的所谓“对合众国的感情”的时候。现在让我引用《经济学家》上有关的一段话，我认为必须引它来证明帕麦斯顿的报人接到了新指示。这段话如下：

“我们老实承认：北方人一方有理由鸣不平，我们一方也必须更克制一些——可能要比过去通常所表现的态度更克制一些。我们的起领导作用的报纸太爱引证一些向来名声不好、影响微弱的报纸，幷且认为它们代表合众国的观点和立场；现在大家差不多已经肯定地知道：它们骨子里都持着脫离派的观点，用别人的旗号掩饰自己；它们假装拥护北部的极端观点，同时却为南部说话，大槪还拿南部的钱。例如《纽约先驱报》，在英国未必有人会眞心认为它表达共和国北部的性格或观点。让我们重复一下：我们必须非常克制，否则，我们对联邦派的正确的批判态度就可能无形中变成对脫离派的承认和保护。一般人通常都很容易有所偏袒。不过，我们无论怎样激烈地批评北部的言行，决不应当忘记：南部脫离时所持的出发点，它开始脫离时所采取的行动，都是我们这方面深深厌恶的。当然，我们应该谴责联邦的保护关稅制的稅则是难堪的愚昧的狂妄行为。当然，我们同情南部实行低额关稅和自由贸易的意图。当然，我们希望，出产那么多原料、需要那么多工业品的一些州的繁荣局面，不被中途打断或完全毁灭。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无可爭辯的事实：实行脫离的眞正目的和主要动机不是维护在自己的领土上的蓄奴权利（北方人在这方面的让步幷不小于南方人的要求），而是把奴隶制推广到迄今根本沒有这种该死的东西、但种植场主幻想在将来开拓的广阔而无限制的土地上去。这一目的，我们一向都认为是不明智的、不正当的和令人厌恶的。对于奴隶制在南部各州所建立的社会秩序，英国人是越看越厌恶，越看越骂得厉害的。所以我们必须告訴南方人，在扩大开发种植场主的州以及他们所觊觎的新领地的荒地方面，无论我国可能得到多少金钱上或商业上的好处，都永远不能使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有絲毫改变，不能阻碍我们表达我们的观点，不能使我们将来不去采取必要的或适当的行动。据推测，他们（脫离派）还醉心于这样一种奇怪的想法——用美洲完全停止供应的方法使法国和英国遭受损失和困难，这样把国家弄到枯竭的地步，然后，迫使这两国的政府为他们讲话和强迫合众国停止封锁……绝对沒有任何希望使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哪怕有一会儿感到自己有权作出这种露骨的和不能容许的敌对合众国的行动……我们对南部的依赖小于南部对我们的依赖，这一点南方人很快就会懂得的。因此，我们希望他们懂得：只要还存在着奴隶制度，我们之间就会隔着相当高的道德壁障；无论是默然的鼓励，或者是大胆的公开干涉，都是我们根本不能想象的。郎卡郡幷不是英国，同时，为了照顾我们工业区居民的荣誉和勇敢，应该说，即使两者的情绪可以等同，归根到底棉花也成不了国王”。

我想加以证明的，仅仅是帕麦斯顿以及按照他的命令行事的伦敦报刊正在放弃对合众国的敌对立场这一点。至于发生这种法国人所说的大转弯的原因，我想在我以后的通讯中再来说明。最后再补充一点。福斯特先生，布莱得弗德的议员，于上星期二在布莱得弗德机械学院礼堂作了题为“美国內战”的讲演，深入分析了这次战爭的眞正原因和性质，幷且成功地驳斥了帕麦斯顿的报刊的谰言。

写于1861年10月5日

载于1861年10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335—3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