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论《蜂房报》

马克思恩格斯论《蜂房报》[1]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12月2日）（摘录）

顺便说一下。沒有一种机关报，要在这里搞运动自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蜂房》（周报，工联的机关报）就被宣布为协会的机关报。正如工人常常碰到坏运气一样，眞倒霉，把持这家报纸的是一个坏蛋乔治·波特尔（他在《泰晤士报》上以参加罢工150的建筑工人的代言人身分出现，虽然文章不是他写的，而是别人写的）和一个股东集团——他是干事——，这伙人暂时还是多数。这就是为什么委员会——其大部分英国委员都是《蜂房》股东（每份股金只有五先令，任何人即使拥有五千股，也不能享有多于五票的权利；这样，每股一票，但是最多只能有五票）——决定在这里建立股份基金的原因，这种基金使我们有可能造成一批新的股东，把旧的多数排挤出去。如果你也能为此目的而缴纳股金，那我十分高兴。当然，整个这一活动应当在委员会委员的比较亲密的朋友中间进行，因为否则对方会及时（也就是在不久将要召开的全体股东大会之前）采取对策。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35—36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5月9日）（摘录）

象在其他地方一样，在伦敦的工人当中自然也有一批蠢驴、笨蛋和流氓聚集在一个骗子的周围。在这里，这个骗子是乔治·波特尔，一个卑鄙的人，他受到一个可以被收买的、但是作为一个鼓动家却是机智而危险的名叫康诺利的爱尔兰人的支持。虽然资产者也憎恨这个波特尔，认为他是罢工的罪魁，但是他们支持他来反对我们的人，因为他们觉察出他是可以被收买的，幷且知道我们的人是忠诚的人。波特尔之所以有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现在是工联的正式机关报《蜂房》的编辑，尽管他利用它来反对我们所掌握的工联的正式委员会。151但是这家报纸是合股创办的，所以现在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工人当中尽可能多地征集股金（每股五先令）；我负责征集三十份股金。我希望你能出五英镑（单独地或者和朋友们一起），我写信给德朗克，要他出一英镑，余数由我自己交付（虽然我在中央委员会的活动所花费的钱对我的财力来说本来就够多的了）。本星期必须把钱弄到，因为下星期要开股东大会。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例如奧哲尔担保五十份股金）选出监事会，骗子波特尔就会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他只是一个编辑）。这件事对于整个运动有决定性意义。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18—119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7月31日）（摘录）

我将五英镑交给克里默，用来购买《蜂房》的股份。但是，由于克里默、奧哲尔等人当时到曼彻斯特去了，事情落了空，波特尔占了上风。152他们决定把事情推迟到下次股东大会（其实是年会）。但是我幷不认为这会有什么结果。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36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9年11月1日）（摘录）

《蜂房》现在如此放肆和愚蠢地显示自己的资产阶级色彩，这眞是大好事。我还从来沒有看见过象昨天那么卑鄙的报纸153。该报对格莱斯顿采取这种奴颜婢膝的态度，同时又完全以资产阶级庇护者和慈善家的腔调说话，这一定会使它很快彻底垮台幷激起创办眞正的工人报纸的要求。正当工人从自己的那种自由主义迷梦中淸醒过来的时刻，他们唯一的报纸却愈来愈资产阶级化，这是很好的事情。不过赛米尔·摩里本来还不至于这样愚蠢，竟把这样一些傻瓜安插在那里幷且听任他们把报纸涂上如此浓厚和鲜明的资产阶级色彩。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363页

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蜂房报》的决议草案

鉴于：

（1）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曾经将《蜂房报》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的机关报，作为英国报刊中代表工人阶级运动的机关报推荐给在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国际各支部，建议它们订阅该报；

（2）《蜂房报》不仅常常从总委员会的正式报道中删去可能使它的保护人不喜欢的某些决议，而且还用隐瞒的办法系统地歪曲总委员会很多会议的內容；

（3）《蜂房报》，特别是在不久以前更换了所有者154之后，还继续以工人阶级唯一的机关报自居，但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一小撮资本家的机关报；这一小撮资本家妄图支配无产阶级运动，幷利用它作为达到他们的阶级目的和党派目的工具；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1870年4月26日会议上一致决定与《蜂房报》断绝一切联系，幷通过报刊将这一决议通知自己在英国、在欧洲大陆和在美国的各个支部。

于1870年5月3日提出

载于1870年5月11日《人民国家报》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4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