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

马克思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1]

大陆上的政治家，总以为伦敦的报刊可以作为英国人民情绪的温度计，因而他们目前就不可避免地要做出错误的结论。“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传来之初，英国的民族自尊心曾勃然兴起，差不多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都响起了对美国作战的呼声。相反的，伦敦的报刊却显得特别审愼，甚至《泰晤士报》也怀疑究竟是否存在宣战的理由。这种现象应当怎样解释呢？是因为帕麦斯顿对于王室法官们是否能找出合法的战爭借口沒有把握。情况是这样：在“拉普拉塔号”到达南安普顿之前一个半星期141，南部同盟的代理人已经从利物浦向英国政府密告美国巡洋舰企图从英国港口驶出在公海上捕捉梅森先生、斯莱德耳先生等人，幷且要求英国政府加以干涉。政府根据王室法官的意见拒绝了这个请求。因此，伦敦报界起初的时候才唱着平靜温和的调子，与人民不耐烦的主战情绪适成对比。可是，一当王室法官——首席检察官和副首席检察官，他们两人都是內阁阁员——发掘出一个向美国闹事的技术性的借口的时候，人民和报刊的态度就倒过来了。战爭狂热在报刊上不断增强，而在人民中则不断减退。现在，对美战爭在英国所有社会阶层的人民中——除了和棉花有利害关系的人以及土贵族以外——是不得人心的，而报刊上的好战叫嚣则震耳欲聋。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伦敦的报刋吧。这里为首的是《泰晤士报》，它的主编是鲍勃·娄，此人一度在澳大利亚活动，煽动澳大利亚脫离英国；他是英国內阁的一个二等阁员，即敎育大臣之流，不过是帕麦斯顿的一个走卒。《笨拙》是《泰晤士报》的宮廷弄臣，负责把《泰晤士报》的威严的话变成浅薄无聊的俏皮话和低级趣味的讽刺画。它的主编之一由帕麦斯顿在卫生部里安插了一个位置，年薪1000英镑。

《晨邮报》一部分是帕麦斯顿的私产。这个奇特的报纸的另一部分卖给了法国大使馆。剩下来的部分则属于“上流社会”，给宮廷的阿谀之徒和贵妇人的裁缝提供最细致的消息。因此，《晨邮报》在英国人民的心目中是报界的詹金斯（一个通常用来指奴才的典型）。

《晨报》是“领有执照的小店主们”即被特许旣卖啤酒也卖烧酒的小店主的共有财产。此外，它还是英国国敎的虔诚派敎徒以及嗜好赌博的知名人物即那些靠赛马、赌博、拳斗等等赚大钱的人们的报纸。这家报纸的编辑格兰特先生一度受雇于各报馆做速记员，沒有什么写作修养，但却有过参加帕麦斯顿的私人宴会的荣幸。从那时起，他就对这位“眞正英国大臣”142、对这位在对俄战爭[2]之初曾经被他斥为“俄国奸细”的人满怀热诚。还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家酒店报的虔诚的保护人的最高指挥者是舍夫茨别利伯爵，而舍夫茨别利则是帕麦斯顿的女婿。舍夫茨别利是那些一心想把圣灵掺和到诚实的《晨报》的罪恶酒精[3]中去的低敎会派信徒143的敎皇。

《纪事晨报》！他变化多么大呀！[4]这家辉格党的大报曾经相当成功地同《泰晤士报》竞爭了几乎达半世纪之久。但是在辉格党的战爭144之后，它的星就沉落了。它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形之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便士报145，以“惊人消息”为生，例如为毒药杀人犯帕麦尔辯护。后来，它把自己出卖给法国大使馆，但后者不久就懊悔白花了钱。于是它又投身于反波拿巴主义，但仍然沒有什么成绩。最后，它才找到了它期待已久的买主——南部同盟在伦敦的代理人杨西和曼。

《每日电讯》是一个名叫勒维的人的私产。他的这个报纸甚至伦敦报界都斥之为帕麦斯顿的打手报。除开这个职能之外，这家报纸还专登丑闻。很能表现这个《电讯》特性的是，当“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它按照上面的命令宣称战爭是不可能的。它勉强担任这个充满自重和自制精神的角色，感到很不习惯，所以在那以后曾刊登了半打文章来谈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所表现的自重和自制精神。而变换方向的命令一到，它就努力来补偿自己前此所受的约束，用狂叫战爭的声音来压倒它的所有同行。

《地球报》是政府的晚报，它从所有辉格党阁员那里得到官方的津贴。

托利党的《先驱晨报》和《旗帜晚报》属于同一个老板，它们的立场受着两个动机的支配：一个是对于“背叛英国的殖民地”的传统仇恨，另一个是钱袋的长期空虚。它们知道，同美国作战一定会使现在的联合內阁垮台，为托利党內阁铺平道路；而托利党內阁一成立，对《先驱报》和《旗帜报》的官方津贴也将随之而恢复。因此，这些报纸才比看到小动物的饿狼叫得还凶，因为它们预见到随着对美战爭而来的还有大量金钱！

在其余的伦敦的日报当中，値得一提的只有《每日新闻》和《晨星报》，这两家报纸都反对战爭鼓吹者。《每日新闻》因为与约翰·罗素勋爵有联系而行动受限制；《晨星报》（布莱特与科布顿的报纸）的影响则由于它享有“不惜任何代价求和平的报纸”的声名而减弱。

伦敦的周刊大多数仅仅是日报的回声，所以绝大部分都主张战爭。《观察家报》是靠政府生活的。《星期六评论》极力追求机智，以为自己十分无耻地讥笑一下“人道”偏见就已经掌握了这个本领。为了显示“机智”，为这家报纸撰稿的被收买的律师、牧师和学校敎师们从美国內战爆发以来就站在奴隶主方面冷笑不已。自然，这些人随后就跟着《泰晤士报》吹起了战爭的号角。他们已经在草拟对美作战计划；这些计划表现出惊人的无知。

《旁观者》、《观察家》、特别是《麦克米伦杂志》，则应该多少作为可敬的例外提出来。

由此可见，整个说来，伦敦的报刊——地方报纸除棉织业巨头的报纸以外则同伦敦报刊形成一个可嘉的对照——无非就是帕麦斯顿加帕麦斯顿。帕麦斯顿要战爭，英国人民不要战爭。不久将来的事变就会表明，在这一场决斗中谁是胜利者，是帕麦斯顿还是人民。归根到底，帕麦斯顿是在赌一场比1859年初路易·波拿巴所赌的146更为危险的赌博。

写于1861年12月25日

载于1861年12月31日《新闻报》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454—4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