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伦敦来信（摘录）

奧格斯堡《总汇报》在伦敦有一个自由派的记者，代号是（*），他用冗长无味的文章来为辉格党的阴谋活动辩护。这位先知说，“反谷物法同盟36是目前国內的一种势力”，这样一来他就撒下了任何一个偏袒的记者都沒有撒过的弥天大谎。同盟是国內的一种势力！这种势力在哪里呢？在內阁里吗？可是要知道，那里坐的是皮尔、格莱安和格莱斯顿，他们是同盟的死对头。在议会里吗？要知道同盟的每一个提案在这里都遭到英国议会编年史上罕见的多数票的反对。这种势力究竟藏在哪里呢？在公众中，在国民中吗？只有空虚轻率的记者才会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因为对他说来德留黎棱就是公众，而临时拼凑起来的大嚷大叫的会议就是社会舆论。如果这位聪明的记者竟瞎得在白天都看不见东西（辉格党的特点就是这样），那就让我告诉他同盟的势力的情况吧。托利党把它从內阁和议会里赶了出来，宪章派把它从社会舆论中赶了出来。菲格斯·奧康瑙尔在英国各个城市中胜利地击溃了同盟，他到处向它挑战，要它进行公开的辩论，而同盟一次也沒有应战。同盟召开的公开的群众大会，沒有一次不是被宪章派打得惨败的。一月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几次排场很大的大会和现在在伦敦德留黎棱大戏院召开的会议上，自由派绅士们用各种方法互相撒谎，力图把自己內部的软弱无能隐瞒起来；这一切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难道奧格斯堡的记者连这些也不知道吗？谁能参加这些会呢？只有同盟盟员或者持有同盟发给的入场券的人。这就是说，任何一个敌对党在这里都找不到机会顺利地进行反击，因为谁也弄不到入场券；尽管敌对党用尽心思，但仍然不能把自己的信徒大批偷运进去。同盟多年来召开的就是这种后来被叫做“公开”大会的会议，幷在这些会上自己祝贺自己的“成就”。在这些用散发入场券而召开的“公开”大会上，同盟得以任意嘲笑“宪章派的幽灵”，更何况它也知道，在眞正的公开大会上奧康瑙尔、邓科布、库伯及其他人会对它的这些进攻给以应有的回击。到目前为止宪章派由于占绝大多数而搞垮了同盟召开的每一次公开大会，但同盟却一次也未能搅扰宪章派召开的大会。因此同盟仇视宪章派，因此叫嚷什么宪章派“破坏”了某个大会，它把多数人对那些企图在讲台上利用多数以达到自己目的的少数人的愤怒叫做“破坏”。同盟的势力究竟在哪里呢？在它的想象中，也在它的钱包中。同盟是很有钱的，它想用废除谷物法的办法奇迹似地创造一个商业上的新高涨幷指望大大地捞回一把。募捐簿给同盟带来了大笔款子，所有这些豪华的会议，所有这些排场都是用这笔钱来开支的。但是，在这种辉煌的外表的后边却沒有一点眞正的东西。“宪章派全国协会”37（宪章派的联盟）按会员人数来说是更强大的；马上就会看出，协会也能募到更多经费，尽管它的成员全是些穷工人，而参加同盟的却尽是有钱的厂主和商人。这是因为宪章协会的经费虽然是一分尼一分尼凑起来的，但几乎是每一个会员都出钱，而送到同盟去的钱尽管数目相当大，但出钱的只是个别的盟员。宪章派能够轻而易举地每周募集100万便士；同盟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却大成问题。同盟宣布募捐5万英镑，幷且也收到了约7万英镑；菲格斯·奧康瑙尔为了实现一个计划很快就要公布募捐125000英镑，也许在完成这个数字以后马上又要募集同样数字的款项，而这些钱他一定能如数募到。那时，同盟将怎样来筹划自己的“大笔经费”呢？

为什么宪章派要反对同盟，这一点下次再谈。现在我只指出一点，同盟的努力和活动有它好的一面：这就是反谷物法的宣传在至今仍停滞不前的社会阶级即农业人口中所引起的运动。农业人口直到现在仍然对社会上的一切漠不关心；迟钝、愚昧无知、依赖土地占有者的农民（因为前者随便哪一年都可以解除租约）每年送到议会里去的都是托利党人（下院658个议员中有251个是托利党人），直到现在他们还是反动政党的主要支柱。如果个别的农民竟想反对这种传统，那末他就得不到自己人的支持，而土地占有者也会随便拒绝租地给他。然而，这个居民阶级现在也相当活跃起来；已经出现了自由派的农民，他们之中有人已经明白，土地占有者和佃农的利益在很多场合下是直接对立的。三年以前，特别是在英国本土，谁也不敢对佃农谈这一点，否则他就会受到嘲笑甚至挨打。同盟的工作在这个阶级中取得了成果，但毫无疑问，这不是它所期待的结果，因为，如果可以设想大批佃农将逐渐转向辉格党，那就更可以设想，大批雇农将会倾向宪章派了。有其一必有其二，这样，五年来同盟在城市和工厂区因宪章运动使工人阶级坚决、完全离开同盟所遭到的损失，在这里将只得到些微的补偿。中庸王国已经过时了，“国內势力”已分裂为极端的两翼。在这些无可爭辩的事实面前，我倒要问问奧格斯堡《总汇报》的记者先生：“同盟的势力”究竟藏在哪里呢？

在社会主义者38当中也有理论家，或者象共产主义者所称呼的十足的无神论者，而共产主义者则被称为实践的无神论者。这些理论家当中最有名的是布利斯托尔的查理·萨斯威尔，他办过一份论战性的杂志《理性的先知》，因而被判徒刑一年，罚款约100英镑；自然，罚款很快就用募集来的钱缴付了，因为每一个英国人都有自己的报纸，替自己的领袖缴付罚款，支付自己的小礼拜堂或大厅的费用，参加自己的大会。……

……

怎么可能容许这一切存在呢？第一、在辉格党政府时期，共产主义者获得相应的议会法令，一般说来那个时候他们十分强大，当时对付他们就象对付一个同业公会一样，拿他们沒有办法。第二、辉格党人非常想惩治个别的杰出人物，但他们知道，这样做对社会主义者只会有利，因为这会使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社会主义者身上，而这正是社会主义者求之不得的。假如出现了为他们的事业殉难的人（而他们中间随时准备殉难的人又有多少呵！），这就会惹起宣传，而宣传是使他们的事业更加深入人心的一种手段，可是当时大部分人还沒有注意他们，认为这个派别和任何别的派别沒有什么两样。辉格党知道得很淸楚，对某件事采取镇压手段往往比拥护这件事的人所进行的宣传鼓动的效果还要大，因此他们就让共产主义者存在和结成组织；然而每种形式都会巩固下来的。当共产主义者的无神论著作过于挑衅的时候，托利党当然要反对他们，但每一次都是共产主义者得到好处；1840年12月萨斯威尔及其他人因渎神行为而受到惩罚；但立刻就出现了三家新的报纸：《无神论者》、《无神论者和共和主义者》和讲演家瓦茨出版的《渎神者》。《渎神者》刚出几号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为了设法阻止这种趋势，当局白白地伤了好多脑筋。后来听之任之，结果，所有三家报纸都自行停刊了！

第三、社会主义者和所有其他政党一样，规避法律，采用口头辯论来拯救自己，在这种场合下这是合乎情理的。

写于1843年5—6月

载于1843年5月23日和6月9日《瑞士共和主义者》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563—568、5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