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摘录）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摘录）[1]

要成为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对立面，光由我宣布世界是我的对立面，那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另一方面，即必须世界宣布我是它的本质的对立面，把我看成这样幷承认我是这样。批判的批判借助于通讯获得了这种承认，它使通讯向世界证明批判的拯救世界的工作以及世界对批判的福音的普遍的愤懑。批判的批判作为全世界的对象也就是它本身的对象。通讯应该表明批判的批判就是批判的批判，是现代的世界利益。

批判的批判认为自己是绝对的主体。绝对的主体需要崇拜，而眞正的崇拜则需要第三者，即信仰绝对主体的个人。因此，沙洛顿堡的神圣家族从它的记者们那里受到它所应受的崇拜。记者们告诉它，它是什么，它的敌人即群众不是什么。

批判用这种方法把自己对自己的意见当做世人的意见，把自己的槪念变成现实，这样它就无疑地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在它自己內部形成一种群众，即批判的群众，他们的单调的使命就是充当批判的名言的永不休止的回音。为了自圆其说，这种自相矛盾是情有可原的。不以罪恶世界为自己的家的批判的批判，必将在自己家里建立起罪恶世界。

批判的批判的记者，即批判的群众的成员所走的道路幷不是玫瑰花铺成的道路，而是一条艰苦的、遍地荆棘的、批判的道路。批判的批判是唯灵论的主宰，纯粹的自发性，纯粹的活动，它不能容忍任何外来的干涉。因此，记者只能是似是而非的主体，他对批判的批判只能表现似是而非的独立性，只能似是而非地希望向它报道一些新奇而独特的事情。实际上，他不过是它自己的创作物，不过是它本身的暂时对象化了的和独立化了的知觉而已。

因此，记者们抓住一切机会，喋喋不休地向人们保证，他们为了应付一下而向批判的批判报道的消息，都是它早已知道、洞悉、认识、理解和体验到的。例如，采尔莱德就常常说这样的话：“您了解这件事吗？您是知道的；您已经第二次、第三次知道这件事了；当然，您已经听得很多，所以一切事情您都非常明白。”

又如，驻布勒斯劳的记者弗莱什汉默尔说：“而这件事……对于您我都很难说是一个谜。”驻苏黎世的记者希采尔说：“您自己当然是知道的。”批判的记者崇拜批判的批判的绝对的理解力，甚至硬说它能理解那些根本无从理解的事情。例如，弗莱什汉默尔说：

“只要我告訴您，您要是不想碰见身穿黑色长袍和斗篷的天主敎青年牧师，您就别上街，那您就会完全（¡）[2]理解到（！）[3]我的意思。”

记者们甚至还战战兢兢地倾听批判的批判怎样说话，回答，呼喊，讥笑！

例如，采尔莱德说：“不过……您请说吧。好吧，就请您听一下吧！”弗莱什汉默尔说：“可是，我已经听到您所说的一切，我想说的也正是这些……”希采尔说：“埃德曼，您呼喊吧！”驻杜宾根的记者说：“您可别讥笑我！”

因此，记者们常常这样说：他们向批判的批判报道事实，等待它来做精神的阐明；他们向它提供前提，让它来做结论。他们甚至抱着歉意表示，他们是重复它早已知道的消息。

例如，采尔莱德说：

“您的记者只能给您提供一幅画面，即描写一些事实。而赋予这些事物以生命的精神，您当然是知道的。”或者说：“而现在，您已经可以自己得出结论了。”

希采尔说：

“一切创造物皆渊源于其极端对立面这一思辨的原理，我是不敢和您谈论的。”

或者也可以说，记者的阅历不外是执行和证实批判的预言。

例如，弗莱什汉默尔说：“您的预言已经实现了。”采尔莱德说：

“我曾经写信告訴过您，在瑞士正日益发展着一种趋向，这种趋向远不是不幸的，实际上倒是可喜的……倒证实了您所一再表述的思想……”等等。

批判的批判有时觉得有必要强调一下它那种礼贤下士的精神，它就连通讯也审阅和答复，它之所以这样礼贤下士，是因为记者对交给他的每个课题无不感到胜任而愉快。例如布鲁诺先生写信给驻杜宾根的记者说：

“要我来答复你的信，这实在说不过去……另一方面……你又说得如此中肯，我……简直无法拒绝你的恳求，只好来阐明一下。”

批判的批判要外省给它写通讯。但是这种省不是行政省（大家知道，德国根本沒有这种省），而是以柏林为首都的批判的省，柏林是批判的家长和批判的神圣家族的所在地，而省里则住着批判的群众。批判的外省人只有躬身谢罪之后，才敢斗胆请求批判的最高当局予以注意。

例如，一位匿名的记者写信给神圣家族的成员和首脑埃德加尔先生说：

“阁下！请允许我冒昧地告訴您，志向相同的青年人总是乐于成为知音的（我们俩人的年龄相差不过两岁）。”

埃德加尔先生的这位同代人附带地自称是最新哲学的本质。难道说：“批判”同哲学的“本质”通信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假如埃德加尔先生的同代人保证说他已经掉了牙齿，那也不过是暗示他的寓意的本质而已。这个“最新哲学的本质”“从费尔巴哈那里学会了把修养这个环节归入客观的看法”。它立刻就来试验它的修养和看法，硬让埃德加尔先生相信它已经有了“对他的小说（《坚定不移的原则万岁！》40）的全面的看法”，同时它又公开承认它还很不了解埃德加尔先生的思想，而最后则已经不很相信自己已经有了全面的看法，问道：“难道我完全误解了您吗？”在这种试验之后，最新哲学的本质象下面这样谈到群众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它说：

“我们应当本着礼贤下士的精神来研究和解开那个阻止普通人类的理智进入思想的无边无际的海洋的魔术般的纽结，哪怕这样做一次也是好的。”

谁要想全面地了解批判的群众，那就请他读一读希采尔先生的苏黎世通讯（第5期）。这位不幸的人以确实令人感动的勤勉精神和値得赞颂的记忆力背诵着批判的名言。其中也不乏布鲁诺先生讲到他所参加的战役以及他所策划和领导的征战时惯用的得意之词。特别是当希采尔先生痛恨世俗的群众及其对批判的批判的态度的时候，他更显出他不愧为批判的群众的一员。

他谈到以历史的参加者自居的群众、“纯洁的群众”、“纯洁的批判”，谈到“这个对立面（“纯洁得史无前例的对立面”）的纯洁性”，谈到“心怀不满”，谈到“群众较之批判的蠢笨无能、性情鄙劣、懦怯、冷酷、畏缩、狂暴、凶狠”，谈到“本身的存在仅仅是为了通过自己的对抗而使批判变得更尖锐更机警的群众”。他谈到“来自极端对立的创造”，谈到批判摆脫了憎恨和类似的世俗的激情。登载在《文学报》上的希采尔先生的通讯的全部內容，不外就是这么一套批判的言词。他责备群众仅仅满足于“主张”、“善良的愿望”、“言辞”、“信仰”等等，但是他自己身为批判的群众的一员却满足于表达他的“批判的主张”、“批判的信仰”、“批判的善良愿望”的言辞，幷且让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去“行动、工作、战斗”和“创造”。

尽管“批判的群众”的成员描绘了一幅世俗的世界和“批判的批判”之间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纷爭的可怖景象，但是至少对那些不信仰的人来说，连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纷爭这个事实本身都还是沒有证实的。而记者们殷勤地非批判地重复谈论批判的“幻想”和“奢望”，这只能证明主人的固执的念头也正是奴仆的固执的念头。的确，有一位批判的记者正力图用事实来证明。

他写信给神圣家族说：“您可以看到，《文学报》已达到了目的，就是说，它丝毫没有得到人们的赞同。只有当它投合沒有头脑的人之所好，当您随着流行的扬尼恰尔[4]军乐队的言语的乐声昂首阔步的时候，它才能得到人们的赞同。”

好一个流行的扬尼恰尔军乐队的言语的乐声！大家知道，批判的记者总想骑在“不流行”的言语上逞英豪。但他对《文学报》绦毫沒有得到人们的赞同这个事实所做的解释，必然会象纯粹的护敎论一样遭到驳斥。这个事实最好还是从相反的方面来解释，那就是说，批判的批判是投合了广大群众之所好，即投合了絲毫得不到人们赞同的广大的下流作家群众之所好。

……

自己对群众的危害健康的、令人胆寒的影响，批判的批判首先是从一位一脚踏上了批判的土地而另一脚依然还在尘世的记者身上发现的。这位记者是“群众”在自己的反批判的內部斗爭中的代表。

他有时觉得“布鲁诺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不了解人类”，他们“其实是盲目的”。但是他马上又纠正了自己：

“当然，您是对的，您的思想是眞实的，这一点我看得象白天一样清楚。但是请您原谅，人民也不见得不对……是呵！人民是对的……您是对的，这我不能否认……我眞不知道这一切将会有什么后果。您说……好吧，就呆在家里吧……呵，我不能再……呵……总有一天会发疯的……我希望您能善意待人……请相信我，一个人所获得的知识往往会弄得他昏头昏脑，好象磨在脑子里转一样。”

另一位记者也写道，他“有时会失去理解力”。你看，批判的天恩已经准备宽恕说上面段话的群众的记者了。好一个可怜虫！罪恶的群众从一方面拉他，批判的批判从另一方面拉他。但是，把批判的批判的准备受坚信礼的徒弟弄得这样糊里糊涂的，幷不是所获得的知识，而是信仰和良心的问题：是批判的基督还是人民，是上帝还是世界，是布鲁诺·鲍威尔及其朋友们还是世俗的群众！

写于1844年9—11月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83—188、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