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

答一家“中庸”报纸[2]的攻击

科伦1月7日。奧格斯堡《总汇报》用其外交辞令所称呼的莱茵省的一家中庸报纸，即有节制力的、性情极温顺见解也最温和的报纸，歪曲了我们所说的“《莱比锡总汇报》是德国人民报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句话，把它解释为好象我们是说：撒谎是报刊的必然因素。这一家中庸报纸不是把它那崇高而可敬的注意力用到我们在这篇或以前的文章中所表述的那些思想上，而是从我们的文章中断章取义地摘出一个句子，这种做法幷不会对我们有什么特别的伤害。正如同不能要求任何一个人跳出他自己的躯壳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个人或政党跳出他们自己的精神躯壳，要求他们大胆跳出自己的智力界限。而对于那种把自己的局限性当做宝贝看待的政党来说，我们更不能这样要求。所以，我们幷不准备研究这位平庸的精神界的女性居民为了驳倒我们她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只想研究她的实际行为。

首先，《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罪过被一一列举出来：它在汉诺威事件29中的所做所为、它那反对天主敎的偏颇论爭（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令人感兴趣的是，可敬的报纸是不是认为《慕尼黑政治纪事》的仅只方向相反的类似行为是罪大恶极呢？）、它的谎言谤语等等。于是，我们不禁想起了阿尔丰斯·卡尔主编的《黃蜂》杂志上的一篇短评。它写道，基佐先生说梯也尔先生是叛徒，而梯也尔先生说基佐先生是叛徒，遗憾的是，二位说的都对。如果所有的旧式德国报纸都互相责难彼此过去的罪过，那末，诉讼就会围绕着表面问题兜圈子：罪过是由于自己的行动呢，还是由于自己没有行动？我们准备承认，和《莱比锡总汇报》比起来，这位殷勤的主妇是无辜的，她不仅在生活中沒有做过什么坏事，而且根本也沒有表现出任何的生活特征。

但是使我们遭到责难的文章幷不是谈《莱比锡总汇报》往日的品质，而是谈它现在的品质；虽然用不着说，我们将同样认眞严肃地反对查封《爱北斐特日报》、《汉堡记者》或是在科布伦茨出版的《莱茵-摩塞尔日报》，因为，合法的地位不应该由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或者甚至由于他们的政治和宗敎信仰而有所变更。相反地，旣然报刊的生存权利要取决于它的思想方式，它的非法地位已是毫无疑义的了。而直到目前为止，还沒有一部法典、一所法庭是为思想方式而存在的。

我们的这家“中庸”报纸责难最近一个时期的《莱比锡总汇报》，说它报道不确实的消息，说它歪曲事实和造谣生事。因此，这家报纸义愤填膺地责怪我们，好象我们把撒谎说成是人民报刊的必然因素。然而，如果我们眞的承认了这个可怕的结论，如果我们确实说过撒谎是人民报刊、尤其是德国人民报刊的必然因素，那又会怎样呢？我们指的不是观点上的撒谎，不是精神意义上的撒谎，而是指事实转载上的撒谎，是物质意义上的撒谎。用石头打它！用石头打它！——我们这位充满基督敎情绪的主妇就会这样大叫大嚷。用石头打它！——大家也会随声附和地叫起来。但我们不会过于仓卒地来评判，我们将就事论事地来淡谈，我们不会成为空想家，而我们可以证明我们这位殷勤的主妇远说不上有什么空想。请我们的“中庸”报纸把审视的目光投向自己的报面吧。它（正如同《普鲁士国家报》，或是德国的一切报纸和全世界的所有报纸一样）难道不是每天都在报道来自巴黎的不确切的消息、关于目前法国的內阁危机的流言蜚语以及巴黎某家报纸所透露的、而在明天或是一小时后便会被推翻的种种谎言吗？也许《莱茵-摩塞尔日报》认为，事实转载上的撒谎在英、法、西、土各栏是必然的因素，而在德国或普鲁士栏內却是罪该万死的行为。这是哪里来的两种尺度？哪里来的这种对眞理的两重看法？同一家报纸，为什么在这一栏表现出长舌妇般的信口胡说，而在另一栏里却应该象官方机关报那样准确不可驳呢？这显然是因为：对德国报纸来说，只应该有法、英、土、西的时代而不应有德国的欣欣向荣的时代，只应该有德国的停滞不前的时代。相反地，那些强使人们的全部注意力、全部炽热的兴趣和戏剧性的紧张情绪（这一切都随着每个形成过程，首先是现代历史的形成过程而出现）从外国转向祖国的报纸，难道不应该受到赞扬，而且是从国家观点出发的赞扬吗？甚至就假定这些报纸引起了不满和愤慨吧！但要知道，它们激起的是德国的不满和德国的愤慨，要知道，它们终归使背弃了国家的人心又转向国家了，尽管在初期回转的人心是激动的，愤懑的！它们不仅激起了不满和愤慨，而且还激起了忧虑和希望、欢乐和悲哀，首先，它们喚起人们热烈地关切国家，使国家同它的公民亲密相联、休戚相关。它们使柏林、德累斯顿、汉诺威代替了彼得堡、伦敦、巴黎，使它们成为德国人的政治见解的中心，比起把世界之都从罗马迁到拜占庭来，这是一个更光荣的功绩。

使德国和普鲁士成为德国和普鲁士居民注意的中心，把国家由神秘的僧侶式的东西变成公开的个个了解人人有关的现世界的东西，迫使国家和自己的公民建立起血肉般关系——不错，给自己提出上述各项任务的德国和普鲁士的报纸在报道事实的可靠性方面是会次于法英的报纸的，它们的报道往往是不巧妙的，是幻想的。但是请回想一下，德国人只是凭道听途说才知道自己的国家的，关闭的门完全不象透明的玻璃，而一切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国家幷不是公众的国家组织。请不要把那种只是国家的毛病（也就是这些报纸正在力求改正的那种毛病）说成报纸的毛病吧。

因此，我们愿意再重说一遍：“《莱比锡总汇报》是德国人民报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是适合对政治事实直接感兴趣的人的口味，而我们则适合对政治思想感兴趣的人的口味，自然，事实幷不排斥思想，正如同思想不排斥事实一样。这里的问题只在于最主要的性质即特征。

在1832年8月15日即圣母升天节里，敎皇从宝座上发下的[3]通令说：

“凡人皆有信仰自由之权利，此实属荒谬之论；而出版自由别为首恶。”

这一警世之言把我们从科伦带往科布伦茨，带到“中庸的”报纸，即《莱茵-摩塞尔日报》那里。看了这一段引言之后，这张报纸反对我们维护出版自由的号叫就完全可以理解而絲毫不足为奇了，但是，这样一来，该报自命为“报刊的最热情的朋友”的声明就更显得奇怪了。今天从该报“中庸”栏里跳出的固然不是两头狮子，然而却是一张狮皮和一件狮子的袈裟。我们将要从自然史方面对它们加以必要的注意。第1号的作者顺便告诉我们说：

“它（《莱茵报》）[4]是在这样诚恳的方式下来进行斗爭的：它一开始就向我们保证说，如果《莱茵-摩塞尔日报》一旦被封，它也会为了它所珍贵的‘合法的地位’而提出抗议。如果我们那位为一切被压迫报刋的自由而斗爭的骑士不是接着就突然粗野地辱骂在我国早已真正被封的、众所共知的《慕尼黑政治纪事》，那末这种保证就使我们感到非常兴奋和欣慰。”

妙不可言的是，《莱茵-摩塞尔日报》一面严格地裁判其他报纸事实转载上的撒谎，同时自己却在叙述事实中公开撒谎。这里所提的在文章里是这样说的：“首先，《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罪过被一一列举出来：它在汉诺威事件中的所做所为，它那反对天主敎的偏颇论爭（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令人感兴趣的是，可敬的报纸是不是认为《慕尼黑政治纪事》的仅只方向相反的类似行为是罪大恶极呢？”在有关《慕尼黑政治纪事》的引文里只是谈到它曾进行反对新敎的“偏颇论爭”。但是，难道我们是用这一点来为它的查封辯护吗？旣然我们在《慕尼黑政治纪事》上看到“仅只方向相反的”“类似行为”，而我们在谈到《莱比锡总汇报》时曾说这种行为根本不能成为查封的理由，那末我们又怎能认为这种查封是正当的呢？恰恰相反！我们曾向《莱茵-摩塞尔日报》的良心呼吁幷曾问过它，同一种行为某些人采取时它认为应该禁止，而另一些人采取时就不加禁止，能够这样做吗？我们曾问过它，那末，他认为不可饶恕的是某种行为本身呢或者只是这种行为的方向？《莱茵-摩塞尔日报》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它回答说，它不象我们那样责难一切偏颇的宗敎论爭，它只责难那种胆敢维护新敎的偏颇论爭。旣然我们在反对《莱比锡总汇报》“最近刚刚”被封这件事时可以和《莱茵一摩塞尔日报》一起提到《莱比锡总汇报》反对天主敎的偏颇论爭，那末难道我们就沒有权利不和《莱茵-摩塞尔日报》一起而单独提到“早已被封的”《慕尼黑政治纪事》的偏颇论爭吗？因此，第1号殷勤地给那些我们想用来说明报纸事实转载上的撒谎的理由又加上了一条新的理由。我们所列举的理由是：“国家的公众性不强”，公开的、不成熟的、“日常政治思想的不完善”，“现代历史形成过程”的特征；而第1号又加上了一条：大部分德国报刊实际上的愚蠢浅陋。《莱茵-摩塞尔日报》以自己本身的例子证明了不眞实的思想必然地、不由自主地要伪造不眞实的事实，因此也就会产生歪曲和撒谎。

……

第1号所做的一切归结起来就是：它把我们的话叫做辱骂。然而，我们从什么时候起有义务相信第1号的话呢？我们曾说过：《慕尼黑政治纪事》是天主敎派的机关报，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只不过是带有相反的标记的《莱比锡总汇报》而已。《莱茵一摩塞尔日报》上的先驱者硬说，《慕尼黑政治纪事》不是什么派的机关报，也不是带有相反的标记的《莱比锡总汇报》。它

“和《莱比锡总汇报》不同”，它不是“储藏谎言、谤语和嘲笑非天主敎信仰的流言蜚语的仓库”。

我们不是这一方或那一方神学上的论战者，但是只要读一下《慕尼黑政治纪事》上对路德的充满无耻诽谤的心理描写，只要读一下《莱茵-摩塞尔日报》关于“胡登及其战友”所说的话，就可以明白，“中庸的”报纸是不是站在可以客观地判断什么是偏颇的宗敎论爭，什么不是偏颇的宗敎论爭这样的立场上。

最后，善良的先驱者答应要“较详细地描写一下《莱茵报》”。我们倒要看看。慕尼黑和科布伦茨之间的一个小集团有一次曾发表过这样的意见：莱茵居民的“政治”思想应当或者用于某些非国家的目的，或者被当做一种“愤懑”而镇压掉。不过，当这个集团看到《莱茵报》在全莱茵省迅速散布的事实证明它自己毫不足道时，它是不是能够不表现出自己的愤懑呢？也许目前不宜于愤懑吧？我们以为这一切想法都不坏，不过遗憾的只是这个集团因为沒有更坚实的机关报，所以只好满足于善良的先驱者和他的拙劣的“中庸的”报纸。根据这家机关报的性质也就可以判断出这个集团的力量。

写于1842年12月31日—1843年1月15日载于1843年1月1—16日《莱茵报》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86—194、201—202、208—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