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工作的通信（摘录）

恩格斯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工作的通信（摘录）[1]

恩格斯致爰·伯恩施坦（1881年2月2日）

新年以后出版的五号《社会民主党人报》说明它有很大的进步。“击败者”的悲观失望的调子和傲慢骄矜的美德互为补充，小市民的温顺和莫斯特式的革命词句交相为用，还有，同莫斯特纠缠不休——所有这一切都停止了。调子变得流利而且坚定了，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报纸就会不是麻痹德国的群众，而是激励他们的勇气。旣然您那里有《新莱茵报》，您可以不时翻阅一下。正由于我们对自己的敌人持鄙视和嘲笑的态度，在戒严前的六个月里我们获得了差不多六千个订戶，虽然在11月我们不得不一切从头开始176，1849年5月我们又拥有原来的订戶数目，而且甚至更多。《科伦日报》现在承认自己当时只有九千个订戶。

旣然您那里好象是缺乏小品文，那末您可以设法转载1848年第44号上的诗歌《今天早晨我到杜塞尔多夫去了》，——标题大体可用：《一八四八年吞食社会主义者的人（1848年7月14日《新莱茵报》上的小品文）》，作者署名：格奧尔格·维尔特（1856年死于哈瓦那）。177总之，继续这样干下去吧！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146—147页

恩格斯致爰·伯恩施坦（1881年3月12日）

我认为您对报纸应当采取的方针的看法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我还感到高兴的是，近来，报纸不再象当初那样滥用“革命”一词了。在1880年的严重动搖178以后，起初这是很好的，但最好还是和莫斯特针锋相对，谨防夸夸其谈。不连篇累牍地用“革命”一词也可以表达革命的思想。其实，莫斯特这个可怜虫已经完全不知所措了，他已经不知道往哪儿靠岸了，何况弗里茨舍和菲勒克在美洲的成就179使他最后的希望遭到破灭。

报纸现在能够眞正激励和振奋我们在德国的人，而对这些人，至少对所谓的领袖们，这有时是非常需要的。我又收到了几封诉苦的信，已作了适当的回答。菲勒克起初也很灰心，但他去伦敦呼吸了几天自由的空气之后，又恢复了朝气。报纸应当把这种自由的空气带到德国去，为此首先必需蔑视和嘲笑敌人。只要人们又学会了嘲笑俾斯麦之流，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不应当忘记，人们，至少是大多数的人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尤其是一大批鼓动家和编辑很不舒服地从非常舒服的状态中被搖醒过来。因此，现在必需提高情绪，同时要不断地提醒人们，俾斯麦之流同他们在谋刺事件174之前一样，仍然是蠢驴，仍然是骗子和仍然是在历史进展面前无能为力的可怜的蠢人。因此，对这伙混蛋的任何嘲弄都是有价値的。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164页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1年4月14日）

您关于想要离开报纸的声明，使我们感到惊讶和很不愉快。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这样做，如果您能收回这个决定，我们将非常高兴。您一开始就很善于编辑报纸，采取了正确的调子，幷且表现了应有的机智。对于编辑报纸来说学识渊博幷不那样重要，重要的是善于从适当的方面迅速抓住问题，而这一点您几乎经常都能做到。譬如考茨基就不能做到这一点，他总是有很多的次要观点，也许这对于杂志上的长文章是适用的，但是在需要迅速作出决定的报纸上，就往往弄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在党的机关报上这是不行的。考茨基和您在一起也许完全合适，但是我担心，如果光他一个人，理论上的犹豫不决会经常妨碍他直接从坚决进攻的立场出发，而这种立场是《社会民主党人报》所必需的。我想不出，现在有谁能够代替您，现在李卜克內西正在座牢180，不能到苏黎世去，况且除非万不得已，这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帝国国会里更需要他，所以不管愿意不愿意，您非留下来不可。

……

总之，不要刚遇到些困难就屈服，不要灰心丧气，要象以前一样继续安心编辑报纸。在万不得已时，请写信到莱比锡去，叫他们派一个人来协助您；也许这是消除您必需克服的种种困难的一个最好的办法。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175-177页

恩格斯致奧·倍倍尔（1881年8月25日）

伯恩施坦依然来信说他想离开《社会民主党人报》，幷且建议现在让克格尔参加，然后使之成为他的继任者。我认为任何变动都是有害的。伯恩施坦出乎意料地如此称职（例如，他的论“知识分子”的文章181，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以外，写得很出色，而且采取了完全正确的方针），以致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人。克格尔在这方面至少还沒有经过考验，而情况又是这么摆着：应该避免任何试验。我已力请伯恩施坦留任，我认为最好由你们来说服他。在他主持之下，报纸愈办愈好，他本人也变得更好了。他具有眞正的机智，能迅速领悟，这和考茨基截然不同；后者是一个很不错的青年，但却是一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他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我和我们大家在个人关系上是很喜欢他的，他在长篇评论文章中有时也能提出一些有价値的东西，但是尽管他有最好的意愿，他还是斗不过自己的本性，这比他更强大。在报社內有这样一个学理主义者，是一种眞正的不幸；甚至爱德[2]在最近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中对他的一篇文章也不得不加上一段批评性的结尾。可是，他为奧地利写了一张农民传单[3]，这篇东西显示某种象他母亲[4]那样的小说家的才能；撇开某些学术用语不谈，这张传单写得很好，会起有益的作用。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11-212页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1月25日）

关于德国“领袖”中的情况的报道，使我们很感兴趣。我从来不讳言：在我看来，德国的群众要比领袖先生们好得多，特别是在党由于报刊和宣传变成了为这些领袖提供黃油的奶牛，而俾斯麦和资产阶级却突然宰了这头奶牛182之后。情况就更是这样了。……对意志薄弱的人来说，德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民事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狭隘琐碎，甚至在大城市中也存在的闭关自守，在同警察和官僚进行斗爭时总要遇到的小小的但是层出不穷的阴谋诡计——这一切都把人弄得筋疲力竭，而不是激发人起来反抗；这样，在这个“大幼儿园”[5]里，许多人自己也变得很幼稚了。生活条件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所以生活在德国的人，必须有很大的智慧和精力才能超出身边的事物而看得更远一些，才能看见世界大事的巨大联系，才不致于陷入自满自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能看得比自己的鼻子更远，因此恰恰是最狭隘的主观性，虽然它是成千的这种人都具有的。

但是，无论这种用“客观的”过分聪明来掩盖自己缺乏判断力和抵抗力的倾向是怎样自然而然地产生，我们还是必须对它进行坚决的斗爭。而在这里，工人群众本身是最好的支点。在德国，只有他们是生活在比较现代的条件下，他们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不幸都是资本的压迫所造成的，而德国的其他一切斗爭，无论是社会斗爭或政治斗爭，都是琐碎的和微不足道的，而且是围绕着一些在别的地方早已解决了的琐碎的事情打转；工人的斗爭是唯一伟大的、唯一站在时代高度的、唯一不使战士软弱无力而是不断加强他们的力量的斗爭。因此，您能在眞正的、沒有变成“领袖”的工人中间给自己找到的通讯员愈多，您就愈有可能对抗领袖的号叫。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55-257页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2月22日）

我想，《社会民主党人报》对于自己的行动183所取得的成果可能十分满意。签署声明对于布洛斯来说准是一剂难咽的苦药。184我非常高兴的是，尽管有警察和其他方面的阻挠，订戶增加到了四千以上，而且报纸能在德国正常传播。对于一种被查禁的德国报纸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成就。1848年以前出版的种种报纸，运进国內要容易得多，因为当时资产阶级和书商支持它们，不过报费总是收不回去。而这一次工人付款，这也证明，他们多么守纪律，他们和运动多么休戚与共。当事态发展到紧要关头的时候，我绦毫也不为我们德国的青年担心。他们定能出色地经受住任何考验。有庸俗习气的不是他们，而只是那些领袖先生们，后者一开始就不是率领群众，而仅仅是在群众的推动下才向前走。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70页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4月21日）

寄给您《科伦日报》上论“希尔施男爵”185的剪报。値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报纸认为应当痛斥这种招搖撞骗的人。如果有篇幅，値得全文转载，这会成为一篇精彩的小品文，特别是因为它出自《科伦日报》。如果您不把它全文转载，那就请您用后还给我。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305页

恩格斯致奧·倍倍尔（1882年5月16日）

使我倍觉高兴（马克思也感到同样高兴）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勇敢态度，它敢于挺身出来坚决反对布罗伊埃尔之流的哀号和怯懦，尽管有布洛斯和盖泽尔这样一些议员站在他们一边。186有人曾探听我们的意见；菲勒克给我写了一封对该报表示大为不满的信，对此我已十分友好但又十分坚决地把我的看法告诉了他：此后我就沒有再听到他的音信。赫普纳曾路过这里，“心绪忧伤，囊空如洗”[6]，幷且抱怨不已；他写了一本调子十分低沉的小册子[7]，从中我看出他在精神上已消沉到何等程度。两个人抱怨得最多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不顾及德国的现行法律，德国法庭以所传播的报纸的內容为借口，给传播人加上侮辱陛下、叛国等罪名而送进监獄。但是，报纸本身以及对我们的同志的审讯报告都充分表明，这些禽兽法官不管该报写些什么，总可以找到判罪的借口。要出版一种使法官抓不着把柄的报纸，这还是一种有待发明的艺术。同时，这些先生们还忘记了，如果机关报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软弱无力，他们就会驱使我们的人大批大批地转到莫斯特的营垒中去。话又说回来，我还是劝告伯恩施坦（我们迄今一直尽可能给他以道义上的支持），要使用讽刺和讥笑的方法去稍微缓和一下自己那种义愤填膺的腔调，因为这种腔调如果不是变得枯燥无味，就会愈来愈走向极端，那时它就变得荒谬可笑了。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315-316页

恩格斯致爰·伯恩施坦（1883年1月18日）

工人沒有证券。他们根本就不关心证券交易专栏。就是说，只有也想靠证券赚钱的小资产者才要求在自己的党报上设立一个好意的、正直的、道德的证券交易专栏。第一，指点如何最好地剥削工人（证券收入也是无酬劳动的利润），不是社会主义报纸所应干的事。第二，如果龚佩利诺[8]仍然要求社会主义的报纸这样做，那么这决不利于说明他的社会主义，更不利于说明他的商业天才。我也有证券，有时买进卖出。但我总不至于天眞到作买卖时要到社会主义的报刊里去找主意。谁干这个、倒了霉，那他活该。阿伯拉罕·龚佩利诺去受洗礼吧！187

格里伦贝格尔和《社会民主党人报》对普特卡默的伪善态度的回答188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样做是对的。不要象许多人还在做的那样，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逃避、退让，不要哀号，不要呜咽，不要低声下气地求饶，说什么我们幷沒有任何恶意。我们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我们的策略从来就是这样，而且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们已经相当成功地战胜了一切敌人。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425页

致约·贝克尔（1883年5月22日）

伯恩施坦有很大改进，他努力学习，头脑机智，思想开朗，能经得起批评，摆脫了小资产阶级那套平庸的说敎。我们的德国小伙子们，自从反社会党人法使他们摆脫了“有敎养的”先生以来，确实是好样的。1878年以前，这些先生企图用他们大学里那一套无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高高在上地敎训工人；遗憾的是，很多“领袖”助长了这一点。现在还沒有完全摆脫这种陈腐的东西，但是运动毕竟重新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轨道。我们的小伙子们所以出色，正是在于群众比几乎所有的领袖要强得多。现在，反社会党人法迫使群众靠自己的力量来活动，而领袖的影响则缩小到最低限度，——现在运动比任何时候都好。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28页

致爱·伯恩施坦（1883年11月8日）

论劳动权一文189写得很好，很及时。考茨基就此事也一再给我来信，而我也完全做好准备，只要这有必要的话。但是我认为，应当先让这些先生再表演一番。先让他们更确切地表达一下，他们对这个问题是如何理解的。决不要妨碍人们把他们的谬论“完完全全”放出来，只有到那时候才能得到一点眞正抓得住的东西。希望您的文章能促使他们这样做。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69—70页

致爱·伯恩施坦（1884年1月28日）

最近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又非常好。叙述生动，材料丰富。诚然，后面一点幷不总是取决于编辑部。您对拉法格文章的加工好极了，某些德国说法我非常欣赏。290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94—95页

致爱·伯恩施坦（1884年7月21日以后）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只要《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我们手里，即使机会主义者先生们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在党团里取得统治地位（而这只有在倍倍尔不会重新当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还决不是说，他们就得逞了。他们有什么办法来对付群众呢？要知道，群众总是推着他们前进，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即使这些聪明人191连《社会民主党人报》也掌握了起来，那他们的统治也决不会象这个报纸最初搖摆时期那样长久，该报开始时甚至得到一些比较好的“领袖”的支持，但是群众迫使它改变了方针。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181页

致奧·倍倍尔（1886年1月20-23日）

这次同施拉姆的整个论战192，对考茨基很有好处。施拉姆眞狡猾，他因为对问题的实质无话可说，就专挑考茨基的种种形式上的错误，而这些错误的造成，一部分是由于考茨基的少年气盛，一部分是由于考茨基在大学里和写作上养成的习惯；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极为有益的敎训。在这方面，爱德沒有上过大学，不是职业文人，但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中毕竟是在不断地进行斗爭，加之他会办事情，又是一个犹太人——这一点也不是无足轻重的，他现在已大大超过了考茨基。人们只有在战爭中才能学会战爭。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414页

致弗·左尔格（1889年1月12日）

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里也是充满了纠纷。施留特尔会把这些情况告诉你的。可是，他也属于其中的一派，照样会闭口不谈对他不利的事情。当我看到，在报纸编辑部这儿把事情弄到完全颠倒的地步，我就愈加钦佩我们那些能够纠正和消除这一切的工人。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