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泰晤士报》和流亡者

如果照《泰晤士报》所说，流亡者不得不吃异乡的含着苦味的面包（它还忘了加一句：就是这种面包还使他们花费了极大的代价），那末《泰晤士报》本身难道不是靠外国人的血汗养肥的吗？这家报纸的那些匿名的皮蒂娅[1]利用法国革命、德国起义、意大利暴动和匈牙利战爭，利用法国的枪杀和奧地利的绞刑，利用被沒收了的头颅和被砍掉了头颅的财产[2]制造出多少篇社论和弄到了多少金镑啊！如果大陆沒有“暴徒”，那它就只好每天靠斯密斯菲尔德市场的劣等货色、伦敦烟囱的煤烟、泥泞、粗暴的马车夫、太晤士河上的六座桥梁、市区內的出殡、感染鼠疫的墓地、肮脏的饮水、铁路上的灾祸、伪造的尺子和天秤以及其他在大陆平靜无事的时候成为这家报纸的经常货品的有趣题材来勉强度日了，那时，《泰晤士报》将多么地不幸啊！《泰晤士报》自从它要求英国政府处死拿破仑第一以来一点也沒有改变。

这家报纸在1815年7月27日那一号上曾写道：“人们是否考虑到，关于这个人还活着的消息必然会对欧洲各地的不满者产生什么影响？他们会（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联盟国的君主们害怕杀害这个有如此众多的崇拜者和拥护者的人。”

这家报纸曾鼓吹对美利坚合众国发动十字军征讨：

“不消除这个民主主义叛乱得胜的恶例，决不同美国媾和。”

《泰晤士报》编辑部里沒有从大陆来的“暴”徒。恰恰相反，那里有一个可怜的人物，一个名叫奧托·冯·文克施特恩的普鲁士人，他从前是一家德国小报的发行人，后来在瑞士陷入了贫困和悲惨的生活之中，因而不得不向弗莱里格拉特和其他流亡者告贷，直到最后投效伦敦的普鲁士大使即颇有点名气的本生，幷成为印刷所广场90的预言者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止。《泰晤士报》编辑部有不少其他类似的从大陆来的温顺人物，他们成了联系大陆警察和英国的指导性的报纸的环节。

下面这件事可以作为说明英国的出版自由的例子。住在滨河街的特鲁劳先生由于国內稅务部门的全权代表根据威廉四世统治时期第六和第七年的法令第七十六章提出控告而受到伦敦弯街治安法庭的审判；他被控出售沒有付足印花稅便出版的、名叫《陶工自由报》的报纸。这家报纸在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城出了四号。它的名义上的所有者是爭取废除知识稅协会的秘书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他“按照印花稅局的实际作法”出版报纸，这就是说“印花稅局曾许可《文艺论坛》、《建筑师》、《笨拙》、《赛马新闻》及其他刊物免付印花稅刊登有关当前事件的报道和评论”；他显然打算引起政府方面的追究，以便达到由法庭决定什么样的报道应免交一便士印花稅的目的。法官亨利先生还沒有做出决定。不过这个决定不会有多大意义，因为该报的出版本来就不是打算向印花稅法挑战，而只是想利用该法律文字上至今还存在的两重含意而已。

写于1853年3月18日

载于1853年4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629—630页